培训项目
近期，发改委召开2023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推进实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国家发改委：《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是一份含金量很高的政策性文件，围绕“赋能”和“提升”，提出了5方面19条政策措施。一、赋能方面 （一）试点赋能，启动遴选第二批30个左右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加快形成“头雁效应”；（二）政策赋能，健全激励扶持组合举措（三）资金赋能，重点梳理三类资金渠道：分别是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中长期贷款。二、提升方面（一）提升专业体系，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必须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实施方案》提出“优先—加快—改造—撤并”。切实做到“学科跟着产业走、产业围着需求转”。（二）提升实训水平，“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100个高水平、专业化、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施方案》聚焦这一目标任务，充分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引导和撬动作用，加强实训基地建设组合投融资支持，优先支持一批产业对接紧、辐射带动强、实训效果好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将实训基地打造成为提高职业教育水平的重要标志、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重要平台。（三）提升融合深度，《实施方案》针对“校热企冷”的情况，支持有条件的产业园区和职业院校、普通高校合作举办混合所有制分校或产业学院，支持推进职业学校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企业以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依法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通过这些措施，打消企业的顾虑，变“一头热”为“两头甜”。
2023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支持龙头企业和高水平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牵头，组建学校、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等共同参与的跨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1]，其目的是根据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调整职业教育系统的边界和主体结构，将龙头企业、高水平高校、职业学校和科研机构整合到职业教育系统之中，全面强化职业学校与外部的社会联系。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一种新型组织系统，也是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战略性、全局性、基础性制度设计。本文通过对《意见》的文本分析和职业教育改革经验的总结，分析了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基本功能、制度设计和推进策略。一、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基本功能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是一种跨界建构的专业化社会服务系统，具有社会服务组织的一般功能。产教融合服务组织的总体功能是促进职业教育系统内部要素合理组织，从而形成紧密联系的系统内部结构，保证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团队建设、教材建设、信息化建设等教育教学活动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并形成职业学校与企业两种基本主体的合作模式，提高职业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根据系统的结构特征和过程特征，可将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基本功能分为核心功能、管理功能和服务功能。 （一）核心功能 核心功能是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最基本的系统功能，是系统存在价值的主要表征，也是检验系统运行质量和完善程度的基本指标。根据《意见》要求，产教融合共同体主要在重点行业和产业领域开展五方面的活动。 1.汇聚产教资源，促进资源共享 职业教育系统具有与产业系统临近性的基本类型特征，课程内容来源于企业生产过程，专业课教师来源于生产人员，实训设备接近于企业生产设备。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基本功能是统筹规划、配置和利用产教资源，降低职业教育系统社会运行成本。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课程和教材内容需要随之进行调整，及时引入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标准，以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开发建设核心课程、优质教材、实践项目，单靠职业学校教师或企业技术人员都难以达到较高水平，唯有通过共同体将业界精英与优秀教师相结合，才可能产生“1+1>2”的“涌现”效应。 2.开展联合办学，创新中国特色人才培养模式 职业教育的产业临近性、活动时效性和资源约束性决定了必须采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会使得这种模式得到丰富、加强和优化。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通过打造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平台，解决“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这一关键问题，优化人才培养流程。对于智能制造所急需的现场工程师等高端技术技能人才，最适合采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支撑下的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模式[2]，并通过建设专业教学资源库、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方式，体现中国特色学徒制的现代特征。 3.建设技术创新中心，支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为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同时为企业工艺改进和产品升级提供服务，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需建设技术创新中心，为增强教学内容更新的及时性创造条件。首先，技术创新中心可通过与产业界、学术界以及其他相关机构的合作，获得最新的技术成果和前沿知识，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有效的学习空间。其次，通过开展技术创新研究，为企业解决实际技术问题，创造良好的校企合作生态。再次，创新中心的研究环境可吸引高水平大学师生加入，形成一种充满创造力和活力的科研氛围，提升职业学校教师的科研水平，并实现职业学校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中试车间”作用。 4.共建“双师型”教师队伍，优化职业教育教师结构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可以整合行业龙头企业、上下游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学校的人才资源，为“双师型”教学团队建设提供良好环境。一是可依托行业龙头企业建设一批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为职业学校教师实践能力培养提供条件；二是可依托高水平大学建设一批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定向培养，为职业学校教师提供深入学习和进修的机会，提高职业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并为企业兼职教师进修提供条件。 5.建设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完善实践教学条件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可以建设一批集实践教学、社会培训、真实生产和技术服务功能为一体的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实践中心网络，将政府、企业和职业学校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是建设政府主导的公共实践中心，形成新的职业教育主体。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通过整合政、校、行、企的各类资源，建设学生实习实训平台，成为职业教育的“第三元”主体。二是建设政府支持的企业实践中心，强化企业的教育功能。旨在鼓励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提供实践岗位、实训设备和产业导师等资源，发挥企业的资源优势。三是建设校企共有的实践中心，开展职业学校学生实训和企业职工培训。这些实践中心将由职业学校和企业共同投资、共同管理、共同受益，形成资产联结的合作关系。 （二）管理功能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是由多种不同类型单位组成的复合型组织，各个组成单位都是具有既定组织功能的子系统。所谓管理功能，就是通过规划、组织、领导和控制来协调和影响组织内外资源，以实现组织预定目标的过程。可以说，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管理功能是确保组织高效运转的必要功能，是确保其核心功能实现的促进性和支持性功能。从职业教育改革实践经验来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管理功能应包括以下方面。 1.产教融合发展规划 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服务组织，产教融合共同体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确立组织系统目标，提高组织的凝聚力。共同体需要针对“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和“职业教育适应性不强”两个基本问题，明确产教双方共同的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促进产教协同发展。毋庸置疑，产教融合组织的总目标是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但是，这一总目标需要分解到职业学校和企业两种不同的子系统中。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发展过程中，企业需要承担共同体成员应有的责任，寻找到一定的路径进行人员、设备、制度的教育化改造，增强教育功能[3]。 2.产教融合活动协调 由于产教融合是一种跨界活动，活动主体分属于不同政府部门管理，在现有行政体制下进行协调管理存在一定的难度。职业学校的公益性和企业的营利性之间的不协调，是产教融合存在的基本矛盾，也是共同体组织协调工作的重点内容。组织协调工作的目标是实现成员目标的一致性、各自利益的共赢性和活动过程的同频性，通过成员分工协作实现系统总目标。由于“两张皮”“一头热”现象的长期存在，构建产教融合协调机制，是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3.产教融合行为监督 由于产教融合活动的广泛性和政府及行业组织管理的宏观性，目前的监督机制主要为事后监督，事前监督和过程监督的功能较弱。当前，产教融合活动监督的重点主要在以下几方面：保护学习者合法权益，防止将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或是在发生工伤后由学生承担主要责任；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保证企业投入的成本能够得到合理补偿；保护国家利益，防止某个利益主体或几个利益主体联合骗取政府财政补贴的行为。产教融合共同体可以有效弥补成员合作活动监督方面的不足，对内部成员的合作活动进行全程和全面监督。 4.产教融合效果评价 评价是保证组织功能实现的关键环节，也是一种专业性较强的管理功能。由于目前职业学校管理能力相对较弱，这就导致了职业学校牵头的现有职业教育集团评价功能较弱，无法保证系统总目标的实现。目前，在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精品在线课程建设、“双师型”教学创新团队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等项目中，过程评价都较为薄弱，容易让一些项目单位“钻空子”。通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制订较为全面的校企合作标准，形成具有刚性的评价机制，可以消除企业参与浅表化、合作活动形式化和建设目标短期化等现象。 5.产教融合机制创新 由于产教融合组织的高度复杂性、产业技术的快速变化性和不同国家经济社会环境的不同质性，产教融合组织的管理创新成为推进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职能。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尽管《意见》提出了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和任务，但在任务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大量棘手的问题，这也是强化共同体管理创新职能的重要背景。这就要求政府和共同体内部建立相应的研究机构，将产教融合科学研究与规划、协调、监督、评价等活动协同进行。 职业教育集团的核心功能与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核心功能非常相似，但前者的功能实现程度较低，基本原因就在于职教集团及其牵头主体管理功能较弱。强化管理功能是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区别于职业教育集团的一个显著特征。 （三）服务功能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服务功能就是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社会服务，是利用组织资源优势而衍生出的伴随功能，也是提高组织资源利用效率的必然要求。依据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组织特点和核心功能，其社会服务功能应包括四个方面。 1.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应首先服务新一代信息技术、重型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转型升级，为行业提供不同层次的人才供给。利用本组织综合性强的优势，通过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服务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在技术研发、智力支持和政策咨询等方面提供专业服务。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可以与政府部门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展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2.开展社会培训 利用自身专业知识和资源，面向社会开展各类培训活动，满足社会对人才培养和技能提升的需求。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培训课程和实践机会，帮助社会成员提升就业竞争力和职业发展能力。这些培训课程可以涵盖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包括从初级技能到高级专业人才的培训。每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都应打造若干项培训品牌，开发具有权威性的职业技能证书。 3.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 构建学习型社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服务的重点领域。共同体应该通过建立良好的知识共享平台和合作机制，促进行业内外的交流与协作。同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还可以支持学术研究项目和科研成果转化，将前沿的科技成果应用于实际生产和服务中，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向社会传播。 4.服务职业教育国际合作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力量。作为共同体牵头单位的行业龙头企业，与国外科研机构、知名企业和职业学校具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职业学校可以参与到这种国际合作中，伴随企业“走出去”，将高水平的职业教育标准向国际推广，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制度设计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复杂性在于，各个参与主体作为一个子系统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内部运行模式，这些主体既具有相互联结的愿望，也具有脱离系统的倾向。《意见》提出了建设一批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任务，但由于任务的复杂性和系统的多层次性，要实现预期目标，还需要通过设计配套制度体系形成长效的运行机制。 （一）产生机制：政府推动，企业申报 一个新系统的产生，是系统各组成元素相互作用和外部环境作用的共同结果，外部环境是系统顺利产生的条件，而各个组成要素是系统产生的决定因素。根据CAS理论，共同体的各个成员是系统的“主体”（Agent），而不是客体。换言之，共同体可以主动适应周边环境，吸收和处理外部的各种信息，实现有利于整体和各个成员发展的目标。 1.政府引导和支持 政府在政策层面提供引导和支持，包括鼓励行业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共同体、设立相关产教融合基金等。政府还可以制定相应的法规和准则，为共同体的运作提供政策指导，创造共同体产生和发展的良好环境。 政府应制定以下政策法规：在税收减免、资金补贴、土地使用等方面出台系列优惠政策，以激励企业和学校参与产教融合共同体的组建；通过建立共享平台或设立专门基金，促进产教融合共同体成员间的资源共享和合作，鼓励联合开展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活动，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建立绩效考核与奖惩机制，形成“职业学校拨款与培养质量挂钩，政府购买企业教育服务”的财政机制，改变目前职业学校线性化的生均拨款模式，并在政府采购、项目招标等方面对绩效优良的共同体给予优先支持；利用评估和监督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确保共同体的良好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积极宣传成功的产教融合共同体发展案例，推广先进经验。同时，政府可以组织示范项目和培训活动，帮助各方更好地理解和实践产教融合的理念和模式。 2.企业主导申报 企业主动承担组建共同体的责任，主要是适应消费者对产品质量要求的结果，是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积极响应。企业通过向政府提交详细的申报书（建设计划），说明组建共同体的目的、资源配置、预期效果等。同时，企业需要展示其在行业中的领导地位和丰富的资源，获得职业学校、大学等其他主体的认同。 企业在申报书中应明确建设产教融合共同体的目的和意义，强调共同体对行业发展、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重要性，并提供详细的资源配置计划，包括资金、设备、技术、人员等方面的投入；同时，应说明预期效果，如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加强实训基地建设、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开展课程开发等方面的具体目标。同时，还应描述共同体的组织架构、运行模式和成员职责，以及领导层和管理机制的安排。全面、清晰地传达企业组建共同体的愿景和策略，有助于政府和其他参与者了解并评估共同体的可行性和社会价值。 3.学校和科研单位积极参与 复杂适应系统生成的起点是环境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适应性“行动者”，他们是生成系统的主体[4]。共同体由行业龙头企业发起，但没有一批职业学校和高水平大学的响应就无法实现。 为提升职业学校参与的积极性，需要制订相关制度。一是企业参与人才培养质量评估制度。将企业满意度作为评价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指标，由龙头企业组织共同体内各个参与企业定期对职业学校进行评估。二是职业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整制度。职业学校可以根据行业企业需求进行专业设置的调整，增设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专业，优化专业结构，确保培养出与企业需求相适应的人才；在通过产教融合共同体审核后，政府才能批准职业学校新设专业。三是企业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制度。生产性实践教学基地主要在企业建设，参加产教融合组织的职业学校师生可以优先到企业实习和实践锻炼。四是合作技术创新和研发制度。高水平大学可以与企业合作开展前沿科研项目，实现科研成果的转化。五是合作就业制度。共同体成员学校毕业生可以优先到成员企业就业。 （二）动力机制：以教促产，以产助教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之所以形成，根本原因在于产教双方均具有“凝聚”的意愿，期望产生非线性的整体涌现效应，实现合作共赢。德国的“双元制”教育体系通过学徒制度将实践培训与理论学习相结合，企业与职业学校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实际工作经验并培养相关技能；英国的大学——工业合作伙伴关系和技术创新中心成为促进产教融合的重要机制；澳大利亚推行了产学合作的倡议，例如产业联合研究中心和知识转移合作伙伴关系。产教融合成为全球职业教育发展的通行模式，足以反映出双方的结合符合其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 我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产教资源的共享和合作，以教促产，以产助教。通过成员主体间的积极互动与交流，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和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动机制包括：一是建立平等参与的产教融合共同体理事会，充分表达企业对人才培养规格、结构的要求以及职业学校对实践教学条件的要求；二是定期召开理事会议和相关研讨会，协商解决企业和学校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同时分享最新的科技成果、行业趋势和经验教训；三是成员可以互相提供专家咨询和技术支持，分享最佳实践和解决方案。为确保产教双方的协同，应建立共享平台和数据库，通过网络平台及时汇集和反馈共同体运行信息，形成跨时空的新型组织形态。 （三）协同机制：制定共同体章程，完善内部协商制度 如果说申报书是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标识”，理事会、董事会是共同体的“内部模型”，章程和内部协商制度则构成了共同体的“积木”[5]。可以说，共同体能否健康发展，就取决于其内部模型的完善程度。产教融合共同体更强调不同领域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通过“内部模型”追求共同的发展目标和利益。 1.共同体章程 共同体章程规定了共同体的宗旨、目标、组织结构、成员条件、运作规则、决策程序、资源管理等内容。共同体章程旨在提供一个明确的框架，规范共同体成员之间的行为和关系，确保共同体的有效运作和成员间的公平合作。 共同体章程应包括以下内容：共同体的名称和宗旨，定义共同体的名称和核心目标，明确共同体的使命和愿景；确定共同体成员的条件和资格要求，包括企业、教育机构等不同类型组织的加入条件；规定共同体的组织结构、成员的职责和权限分配；规定共同体的决策机构和决策程序，明确成员参与决策的方式和程序；阐明资源管理和共享的原则、方式和条件，确保公平合理地分配和利用资源；规定成果分享和知识产权的相关问题，明确成员间的合作成果归属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政策。 2.合作协定 除了共同体章程之外，共同体成员可以根据需要制订某些合作项目的《合作协定》文件。该合作协定可以进一步详细规定共同体成员之间在特定项目、领域或合作方面的具体安排和约定。 合作协定通常针对具体的合作目标、活动或计划，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明确合作的具体目标、范围和期限，确保各方对合作的共识和期望一致；规定资源的共享方式、条件和投入，以及资源分配的原则和机制；明确各方参与合作的具体任务和责任，并确定合作过程中的沟通和协调机制；约定涉及知识产权和成果分享等问题，如合作过程中产生的专利、技术成果的归属和分享方式；设定合作项目的进度安排和评估机制，监测合作进展并进行合作效果评估；规定涉及商业机密和竞争事项的保密要求，确保合作过程中的信息安全和合规性。 （四）凝聚机制：龙头企业牵引，高水平大学加持 凝聚是复杂适应系统的基本特征，也是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我国已经建设了一大批职业教育集团，其组织目标的设计与产教融合共同体有着相似之处，但其基本缺陷就是“集而不团”“合而不深”，组织形式过于松散。因此，产教融合共同体要实现预期的组织目标，就要将提高组织的凝聚力作为重中之重。 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和高水平大学的关键作用，就是提高产教融合共同体凝聚力的基本制度设计。首先，龙头企业和高水平大学具有较大影响力，可促使各方形成一致的努力方向，增强凝聚力。其次，发挥行业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通过提供实际资源和支持，让龙头企业切实承担起牵头组建和推动产教融合共同体的责任。再次，发挥高水平大学在产教融合中的知识支撑作用，为共同体提供学术和人才培养支持。此外，共同开展实际项目和实践机会也是凝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重要方式，通过共同解决实际问题和合作研发，增进彼此理解，并建立起实质性的合作关系。 总之，提高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凝聚力需要成员之间具有共同目标、共同愿景，在行业龙头企业和高水平大学的引领下，以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为基本目标，培养企业需要的具有创造能力和合作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五）发展机制：AI赋能，组织创新 开放性复杂系统都是动态变化的，依此适应环境的改变[6]。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迭代，既为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了新的复杂环境，又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从多方面进行赋能。强化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组织文化建设，促进其建设成为学习型组织，不断实现组织创新，是保持共同体组织活力的文化制度保证。 1.AI赋能机制 具有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功能的生成式AI给组织运行带来了根本性变革，也为产教融合组织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良好机遇。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发展过程中，应积极构建AI赋能机制。一是数据驱动决策机制。利用AI帮助共同体收集、分析和利用大量数据，从而支持决策制定和问题解决；通过AI技术，共同体可以获取实时数据，并基于数据进行准确预测和决策。二是智能化的知识管理。利用AI构建智能化的知识管理系统，帮助共同体捕捉、存储、组织和分享知识，包括虚拟知识库、自动化的信息检索、智能化的知识推送等，便于成员之间学习和交流。三是个性化学习与培训。利用AI技术，如智能推荐系统、个性化学习平台等，根据每位成员的需求和能力，提供定制化的学习内容和培训计划，从而提高学习效果。四是自动化的工作流程。利用AI技术优化共同体内部工作流程，提高效率和质量，如自动化的数据处理、自动化的项目管理等，能够降低重复性工作的负担，使成员有更多时间专注于创新和学习。 2.组织创新制度 学习型组织是指能够不断学习、适应变化并持续创新的组织。组织创新是指在组织层面上不断引入、采纳和应用新的理念、方法、流程或技术，以提升组织绩效和竞争力的过程。将共同体建设为学习型组织，可以带来更强大的竞争力和适应性，并能够灵活应对变化的环境。 对于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来说，应建立以下组织创新制度：一是培植创新文化。共同体应鼓励创新思维和实践，并营造支持创新的文化氛围，包括倡导开放、包容的沟通、包容错误和失败的学习机制，同时奖励和认可创新成果。二是促进多元合作。共同体应鼓励成员间的跨界合作和知识共享，促进不同背景和专业的交流与碰撞。三是引入前沿技术与方法。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应积极关注和引入前沿的技术、方法和最佳实践，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以及创新的教育和培训模式。四是鼓励试验和快速迭代。共同体应鼓励成员进行小规模试验和快速迭代，通过试错学习的方式探索新的解决方案和创新途径。五是建立创新支持机制。共同体可以建立专门的创新支持机制，如创新基金、创新实验室或创新孵化器，为成员提供资源、资金和指导，推动他们的创新项目和创业思维。通过以上措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可以在组织层面上促进创新，推动组织的持续改进和发展，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并取得竞争优势。 三、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推进策略 实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基本功能，不仅需要战略性的制度设计，而且需要高效的具体行动。从外部环境来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既需要解决与其他产教融合组织的边界与接口问题，也需要优化自身的目标定位和过程控制，避免在建设过程中出现过度同质化现象。 （一）实现与市域产教联合体错位发展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与市域产教联合体都属于职业技术教育系统，又是两种具有不同结构且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前者侧重于特定行业领域的产教融合，聚焦于行业内部的协同与创新；后者则以城市或经济开发区为依托，整合不同行业的产业要素和职业教育资源，促进跨行业的合作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行业系统与区域经济系统的关系，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果参与产教融合活动过于微观，或是不能提供宏观指导信息，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功能就很难发挥，其自身的组织系统也会变得庞大而低效。因此，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应通过精准的制度设计，横向上提高地理空间覆盖度，纵向上降低活动空间深度，体现指导性、服务性和引领性，实现与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共存共生、错位发展和协同发展。也就是说，在上一层系统中，两种产教融合组织应该相互适应、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在必要时实现相互聚集、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 （二）通过职业教育集团组织转型促进双向接轨 职业教育集团是在原有经济社会环境下，职业学校和企业等成员自组织形成的多样化产教融合组织。在新的环境下，职业教育集团应通过转型分别与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或市域产教联合体接轨。一是重新审视组织结构、决策流程和资源配置等方面的问题，强化企业的主体作用。二是强化企业合作机制，通过制定激励政策，提供具体的利益回报、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吸引和激励企业的积极参与。三是注重产业导向，加强对产业发展趋势和技能需求的研究与预测，及时调整教育内容和人才培养方案。四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如中国特色学徒制度、校企合作工作室等，促进职业教育与企业实践的深度融合。五是建立评估与反馈机制，对职业教育集团的运行效果进行监测和评估，持续提高职业教育集团的运行质量。 （三）加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专业化发展 复杂适应系统具有多样化的特征，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应该走专业化发展道路，避免出现“一刀切”的同质化倾向。产教融合共同体需要通过章程明确自己的目标和定位，明确要服务的行业领域及其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通过专业化定位，集中资源和精力，提供特定行业的高质量产教融合服务。通过合作伙伴的参与，共同实施职业教育项目和课程，确保其与行业需求相匹配。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之间可以形成协作组织，但这种协作组织的功能是促进共同体之间的分工协作，严格按照行业划分服务职能，强化内聚性，弱化外耦性。全国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应按照行业大类或中类设立，严格控制大类行业共同体与下层中类行业共同体同时并存，但允许共同体内部按照行业中类设立分支机构；省域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应根据当地产业发展实际，按照行业中类或小类设立，同样严格控制中类行业共同体与小类行业共同体同时并存，但允许共同体内部按照行业小类或细类设立分支机构。政府部门应对产教融合共同体的设立加以适当控制，防止出现泛滥现象。 （四）推进职业教育观念现代化 为切实发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对于深化产教融合的促进作用，职业院校教师需要转变教育观念，从封闭的传统思维走向开放性和灵活性，深度理解产教融合对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意义。教育机构和教育者应意识到，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和行业需求的能力，而非仅仅传授固定的知识和技能，企业是职业院校天然的合作伙伴。将实践导向作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原则，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7]，适应生产过程综合化和生产技术迭代化的需要。职业院校还应将终身学习理念贯穿于整个职业教育过程中，鼓励学生持续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建立多样化的学习路径和机会，使学生能够在职前和职后的不同阶段根据自身需求不断学习和提升。 来源/《职业技术教育》2023年第28期
摘 要：推进数字化转型是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改革行动。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从专业布局、运行秩序、基座建设等方面整体推进数字化转型；通过强化管理层、教师、学生的数字赋能，强调“人”在数字化转型中的首要作用；从教学理念及模式、课程及资源、教学方法及手段、教学管理及评价等方面突出教学数字化转型的中心地位；开展数字技术研发、数字技术应用研发、数字化社会服务，推进研发服务与数字化转型的双向助力；通过搭建平台、推进职业教育“走出去”、打造数字化实践教学品牌，将国际交流合作作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外延。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从教育赋能到教育重构的“渐进式转型”、从关注技术到关注思想的“创造性转型”、从关注设计到关注体验的“人本化转型”、从技术应用到技术研发的“参与式转型”，也是从关注一隅到惠及全局的“协同式转型”。数字化转型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实现职业教育数字治理、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对于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职业教育 数字化转型 教育赋能 高质量发展 一、引言 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掀起了世界性的教育数字化转型大潮。国际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9年发布《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Beijing Consensu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ducation），欧盟发布《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年）》（Digital Education Action Plan（2021—2027））以及《2030数字指南针：欧洲数字十年之路》（2030 Digital Compass：the European way for the Digital Decade），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21年发布《数字教育展望》（Digital Education Outlook），其他相关国家和地区也以政策、规划等形式部署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国内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还有其他一些相关政策文件对教育数字化转型进行了部署和要求。这些纲领性的政策文件，为全面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必要的确证和可行的政策支撑，从教育发展的宏观角度诠释了“为何要转型”的问题。 但是，对于教育数字化转型“转什么”以及“如何转”等根本性问题，当前认识还比较模糊，有关研究和实践尚不深入，职业教育也不例外。一是教育理念层面的问题，“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着认知存在曲解甚至错解。”[1]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教育系统内部可能存在路径依赖，“原有的教学模式、知识生产范式、管理理念、文化体系等仍然在持续发挥作用。”[2] 二是主体素养层面的问题，就一线教师而言，“由于缺乏信息素养，造成了课程设计难、学习评价难、课堂监管难，客观上加重了教师的工作负担。”[3] “此外，教职工抵制数字化转型也是变革管理的一大阻碍。”[4] 三是影响均衡层面的问题，“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信息化基础设施、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等存在严重缺口，疫情更加凸显了数字鸿沟引发的教育不均衡发展的问题。”[5] 四是硬件保障层面的问题，数字化基座建设、智能化系统建设等，都需要较大经费投入，这在很大程度上让一些学校望而却步。除了上述共性问题，每一所学校的数字化转型还存在着不同的个性化问题，有着不同的逻辑起点，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复杂性。本文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以下简称“深职大”）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与探索为个案，研究、分析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行动背后的理论逻辑，力图为职业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战线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 二、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探索 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紧跟数字技术发展趋势，深职大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学校出台《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强化顶层设计，将数字化转型作为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从整体设计、主体赋能、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对外交流等方面“一揽子”推进学校数字化转型。 （一）整体推进学校数字化转型设计 推进专业布局数字化转型 职业教育与产业的联系最为紧密。区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和高移，必然要求学校专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为强化教育链、技术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整合，深职大创建产教融合大数据平台，开展产业发展大数据分析，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追踪产业前沿的时效性、精准性和便利性。围绕区域战略性产业结构、重点技术发展、人才发展新需求、生态文明新要求、数字经济新发展等，探索构建产教融合专业谱系图和岗位动态需求模型，推动专业与产业、课程与岗位相一致，促进职业教育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精准对接。在此基础上，从三个方面推进专业数字化转型。一是开发新专业（方向）。紧跟制造、金融、通信、国际贸易等行业，新增人工智能技术、工业互联网、区块链、金融科技、通信软件和跨境电商等新专业和数字技术领域的专业方向。二是开展交叉专业试点。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速了多技术领域的渗透融合，催生了新学科新专业。深职大依托“跨学院创新中心”，以项目驱动形式推进专业模块的多元耦合，设立“人工智能+艺术设计”“人工智能+金融管理”“人工智能+数字动画”等新兴交叉专业。三是推动传统专业的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掘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强大动能，推进新技术与传统专业的耦合创生，促进传统专业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2.推进运行秩序数字化转型 数字赋能极大地优化了学校运行秩序，其“代人”“拟人”功能，在解放人力、简化业务流程中可大力提升学校运行效率。深职大坚持需求导向，以提升“用户体验”为目标，一体化设计学校管理和服务。按照设计规划，在运行秩序数字化转型的初阶，重点推进各项业务的线上办理，实现不同业务系统的数据连通，打破壁垒，实现数据统一、数据集中、“一网通办”。目前已建成一体化数字化信息系统平台，“一网通办”平台在线办理率96.6%。“i深职”APP总注册人数6.1万，实现了管理服务移动化、智能化。在运行秩序数字化转型的中阶，重点推进业务流程及运行秩序的重构，倒逼学校组织结构逐步优化重组，各部门不再各自为政，而是业务交叉、业务耦合、业务精简，推进“只办一次”。目前已建成互联互通大数据中心，100%运行状态接入统一管控中心，实现“一图知全局”。在运行秩序数字化转型的高阶，将基于统一且更加庞大的大数据和更加科学的智能分析模型，实现学校运行秩序的自动服务、自动管理，奔向“无为而治”。 3.推进数字化基座建设 数字化基座建设是推进数字化转型的信息承载和物质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教育数字化服务的质量、水平和能力，主要包括“支撑公共教育和学校教学的各种数字化设备、网络、终端、软硬件平台、系统、场所、工具、软件、数据、资源、制度与机制等。”[6] 深职大着眼长远、兼顾效益，按照新建一批、改造一批、淘汰一批的思路，全面推进校园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一是持续推进基础设施演化升级。全面建设新一代校园网络，构建智能化、立体化校园安全防控体系，打造融合创新、多元共享、安全舒适的教育教学数字化环境。目前校园网总出口带宽达14.5GB，无线网出口带宽达8GB，5G网络室外覆盖率100%，学校运行状态100%接入管控中心，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评为“5G示范应用校园”。二是高度重视数字安全，加强网络安全管理。一方面，建立健全数据共享开放、开发利用和安全监督管理机制，加强网络与信息安全宣传教育，有效防范网络安全风险，保护个人隐私。另一方面，强化网络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常态化网络安全攻防对抗演习、符合性测评、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全面增强网络安全监控和拦截预警效能。 （二）强调“人”在数字化转型中的首要作用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一切行动，最终都需要落在教育主体身上。深职大基于主体间性理念，从管理层、教师和学生等维度全面推进“人”的数字赋能。 1.强化管理层的数字赋能 同伴的积极“行为暗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带动后进者的认知和实践。为打破长期积累的固化教学范式，深职大通过管理层的率先数字赋能，影响、干预、带动全校师生参与到“数字行动”中来。首先，推进校级领导的数字素养提升。校级领导位于学校决策组织的顶端，对学校数字化转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通过培训、研讨、集体学习等方式，助力校级领导突破自身局限，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带领制定适契自身的校本数字化转型方案。其次，试点“首席数字官”制度。积极引进数字化领域高水平专家，与校内专家组成生态化专家团队，通过不同专业背景、不同研究特长、不同实践领域的专家团队合作，积极推进相关教学单位数字化转型试点。第三，将新兴的数字领导技能作为中层干部培训、学习的重要内容，开办教学副院长培训班、专业主任培训班等“数字化领导力提升”专题培训项目，大力提升干部队伍的数字洞察力、数字决策力与数字执行力。 2.强化一线教师的数字赋能 深职大加强教师数字化素养的理论研究，深入分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字素养全球框架》《教师ICT能力框架》以及教育部发布的《教师数字素养》，探索构建“标准引领-多维赋能-证书评价-持续提升”的教师数字化赋能体系。首先，借鉴世界一流高校的教师数字化能力框架，从数字化内容创作能力、数字资源开发能力、数字化教学能力、数字化交流协作能力、数字化评估能力、数字化安全能力等六个方面，开发具有校本特色的教师数字化能力模型，重构数字时代的教师能力结构。其次，多维度强化教师的数字化赋能。根据不同教师特点和实际需求，实施分类、分层、分阶段的全周期培训；组建跨校虚拟教研室、跨学院教研室、专业教研室等各类教学学术共同体；开展数字化教学研究学术沙龙、专家工作坊等活动，推进教师数字化教学理念与能力提升。第三，开发教师数字化能力评价体系和“微证书”。按照数字技术强相关和弱相关专业类、教师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岗位特点等向度，开发教师数字化能力分类评价体系，分模块、分等级开展教师数字素养评价，从而促进教师在数字化赋能中的自我“增值”。 3.强化学生的数字赋能 深职大探索建构学生数字化素养框架。培养学生通识素养，提升学生正确认知、收集和获取数字信息的能力等。培养学生创新素养，提升学生数据交流和沟通能力、数据分析和评价能力、保护数字安全能力。培养学生跨学科素养，提升学生解决数字问题能力、数字品德和价值观塑造能力等。其次，开发数字素养通识课程。联合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的数字技术专家，打造普及人工智能、大数据、5G、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数字素养通识课程。依托学生社团、校外实践基地、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开发一批面向生产实际的数字素养实践类课程。突出课程思政建设，强化数字中国建设内容，展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新成就。第三，开发学生数字素养评价标准与证书。对标世界公认和领先的计算机与数字应用软件等领域的技能认证标准，研制具有校本特色的初、中、高级学生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开发与国际接轨的学生数字技能等级证书与课程包，为学生数字素养达成提供权威评估标准与方法路径。此外，加强数字伦理教育，提高学生数字伦理意识及应对能力。 （三）突出教学数字化转型的中心地位 1.推进理念及模式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时代对劳动者的技能赋予了新要求，即“掌握核心技能和增强适应能力，提高软技能与综合能力，扩大硬技能掌握的广度与深度。”[7] 为适应数字时代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要求，深职大创新人才培养理念，将数字技术与素养融入培养目标，促进学生数字赋能下的高阶知识学习、技能培养和思维养成。在人才培养方案中，依据不同专业与对应职业的特点，进一步细化数字能力、数字知识的具体内容。瞄准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对标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开发一批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专业教学标准。在人才培养模式上，遵循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坚持实践导向，依托数字孪生、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等技术手段，丰富、完善、创新“技术牵引、产品载体、理实融合、能力导向”的职业教育特色教学模式，持续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2.推进课程及资源的数字化转型 深职大创新性提出“一书一课一空间”理念，有机统整课程、教材及教学资源平台的数字化转型。在课程建设方面，携手行业龙头企业，围绕市场主流的数字技术，开发一批前沿数字技术专业课程。联合校内外专家，共建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专业课程。在课程内容数字化转型方面，根据专业（群）所对接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趋势及相关岗位群的知识技能新标准，基于知识点逻辑关系重构知识图谱、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有机推进传统课程内容与专业前沿知识、数字技术的耦合重构。在呈现方式的数字化转型方面，“传统教育内容呈现形式主要是描述，编码解码主体方式是文字和语言，辅之以图表和视频。”[8] 为优化内容呈现，深职大积极推进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应用，通过数字技术模拟真实场景，帮助学生准确感知事物本来样态。以职业教育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建筑施工技术”①为例，该课程基于“物数融合，虚实相生”的教学理念，全面推进课程数字化转型；充分运用大数据和XR等技术，实现现实教学情境和教学资源的数字化、虚仿化；建有VR虚拟仿真资源66个，AR增强现实资源113个，并通过虚仿资源呈现学生自学任务，使学生在身临其境中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同时，依托慕课平台记录教学过程，依托区块链记录任务成果，课程数据可回溯，有效实现了课程实施的过程性评价和教学靶向反思。 在资源建设方面，规范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标准，打造“平台+生态”资源供给体系和共建共享应用环境。结合专业特点与需求，开发多种媒体融合的海量数字化教学资源，满足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需要。在资源建设中，既强调产权意识，在引入外部技术、人员的基础上，突出教学资源的自主创意、自主建设、自主开发；也强调学生参与，鼓励教师广泛征求学生意见，基于学生的思维、习惯、喜好等开发资源，确保资源的“体验友好”。在教材建设方面，大力推进教材数字化改革，开发一批新形态数字教材。制定《数字教材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开发数字教材建设标准，同时注重数字教材思政建设的特殊性，全面提升数字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 3.推进教学方法及手段的数字化转型 一是教学模式创新。全面普及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理实一体教学等，深化数字技术教学手段应用，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人机深度协同的教学模式。开展面向真实情境和丰富技术支撑的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的实践性、生产性、社会性。二是开展个性化教学。开发学生数字画像，强化学生学习大数据分析。根据学情分析个性化定制课程方案，在教师、课程、场地等现有资源充分可及的前提下，探索“一人一课表”个性化培养，并研发自适应学习系统，采集学生学习过程的行为数据，根据学习进度和学习特点定制学习策略、推送学习内容，提升学生自学能力和成效。三是打造立体式展示、沉浸式体验、互动式学习的数字教学环境，建立XR体验空间、STEAM创新实验室、在线虚拟实验室（eLab），面向机械、建筑、医学等高危险、高成本、不易见的实训环节，校企协同开发虚拟仿真实训项目，实现复杂工作场景的远程配置和操作体验。 4.推进教学管理及评价的数字化转型 在教学管理方面，建设“教学指挥中心”，利用大数据和各类教学云平台，推进基于数据支撑的智慧决策，改变传统的“经验决策”模式。对于教学评价，国家《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明确指出，“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9] 为革除传统教育评价“以某一时点代表常态”“某一局部代表全部”的弊端，深职大以“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为价值导向，组建一支专业背景多元的研发团队，研发智能化课堂学习评价系统，基于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全面记录学生学习过程，勾勒学生个人学习活动轨迹图，为学生个人成长“画像”。基于计算模型等智能分析手段，积极探索集知识技能掌握、深度学习能力发展、情感体验评价等相结合的“集成式”评价模式，实现学生学习轨迹全程记录、学习过程自主控制、学习效果自动评价。 （四）推进研发服务与数字化转型双向助力 科技研发是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的源头，服务社会是数字技术效益兑现的落脚点。深职大积极开展有组织的研发与技术服务，探索构建以人工智能学院为母机，以科研管理部门为中枢，以相关研究院所为机械臂，以行业培训学院、社区学院为转化器的数字技术研发与服务平台体系。 1.开展数字技术研发 数字技术研发与数字技术应用相互促进，是保障院校更好地理解数字技术原理、教育数字化转型内涵及其可能空间的重要机制。深职大围绕数字经济领域核心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及应用需求，布局一批数字技术基础研究项目，发展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提高算力水平，发展推进算法升级；发展5G和传感物联技术，支撑万物互联；推动数字技术交叉融合，开辟创新赛道。同时，聚焦战略需求，围绕国家和地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建立企业目录和技术产品清单，提高创新供给，推出学校系统解决方案。例如，学校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教师参与华为公司课题研究，助力解决5G基站建设中出现的“卡脖子”难题，为发展新一代高频通讯器材提供了技术储备。 2.开展数字技术应用研发 深职大加强产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推进现代数字信息技术、先进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产业的嵌入和改造，推动产业模式转型、产业组织创新、产业生态化运作、产业体系重构等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强数字技术应用转化，实施“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聚焦数字化与智能化，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数字化发展综合评价诊断服务和“智改数转”解决方案，促进中小微企业树立数字化思维，加快推进线上营销、远程协作、数字化办公、智能生产线等应用，推动中小微企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经营管理、销售服务等业务数字化转型。 3.开展数字化社会服务 深职大发挥社会培训优势，突显数字化研究成果的效益溢出，全面开展数字技能社会培训服务。一方面，推进“数字大学”等多种形式的终身学习服务平台建设，开发一批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与企业共建在线模块化网络课程，构建丰富的在线大学资源目录和资源地图，为市民提供优质、均衡、丰富、便捷的学习支持。另一方面，强化多元的数字技能培训供给。面向在职劳动力开展大数据分析、软件编程、工程软件等数字技能培训，持续提升新形势下企业职工岗位适应能力。面向新就业及再就业劳动力，加大数字技能培训，提升其数字化就业能力。面向职业教育战线，开展教师数字素养及数字化教学能力培训，推动教师角色转型。面向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提供数字技术公益培训，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均衡普惠发展。 （五）将国际交流合作作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外延 1.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为参与全球教育数字化治理，把握教育数字化转型话语，深职大一年一度举办“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论坛，目前已举办4届，多方合作开展国际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高地。20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教席在深职大落地，依托该教席单位建设，广泛开展校企合作、南南合作与多方合作，推动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创新中心、世界职业院校与技术大学联盟（WFCP)教师专业发展委员会等两个国际组织落户深职大。这些国际化的平台，有效推动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国际交流合作。 2.推进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 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深职大致力于强化中国职教智慧输出，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牵头制定、推广职业教育专业国际认证“深圳协议”，把数字化转型作为专业标准、课程标准、实训标准的核心内涵，开发具有职教底蕴、数字特色的系列标准，推动职业教育中国标准“走出去”。深职大在德国、巴西、白俄罗斯、马来西亚、保加利亚、乌克兰、芬兰等7个国家建立了9个海外职业教育培训中心；成为“未来非洲—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计划”中非应用型人才联合培养项目首批试点院校；开展“中文+职业技能”培训累计达20万人日；与企业合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288名相关人员提供5G通信培训；国际职业培训和合作覆盖50%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3.打造数字化实践教学国际品牌 深职大强化职业教育的实践特色，依托虚拟仿真、数字孪生等技术支撑，建立“云上学、实地练、强交互”的职业教育国际化数字研学平台，集聚协调优化各方资源配置，打造系统化研学解决方案，一站式满足国际国内用户在线研学需求。发挥在实训理念、模式、师资、设备、场地、场景等方面的优势，建设“数字化实训综合管理平台”，根据行业、专业、岗位能力模块等进行实训平台分类，打造辐射产业类型广、覆盖岗位技能广、服务需求人群广的全域实训系统。开发一批特色实训场景、实训项目、创业项目，通过图文信息、VR视频等形式展示不同实训项目的功能、特点和优势，利用虚拟仿真技术，为海外学生提供远程实训体验。 三、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应然之思 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迫切需要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和探究，其中既包括了对“应然样态”的反思，也包括对”应然进路”的反思。唯有如此，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才能够稳步、有序、高效地开展。基于深职大的案例分析，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尤为重要： （一）从教育赋能到教育重构：推进“渐进式转型” 从概念界定上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在一定秩序规范下将数字技术全方位渗透到职业教育全系统中”[10]，进而“推动职业教育治理方式、体系结构、运行机理、育人模式和评价标准等产生深层次、系统性转变。”[11] 这表明，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颠覆性的重构工程，“进行数字化转型不能简单地将数字化技术局限于工具性应用或对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应作为一种整体性系统变革的契机。”[12] 但是，应当看到，囿于事物发展的过程性规律，教育数字化转型并不能一蹴而就，或可经历“赋能教育、创新教育、重塑教育”[13]三个过程，这就需要坚持“从赋能到重构”的转型观，全面推进渐进式转型。 实践中，首先要因地制宜，互联共享。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职业教育资源的可及性极大增强，而我国地域辽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教育资源不平衡的矛盾突出。对于欠发达地区，要利用数字化转型契机，与发达地区教育“互联互通、共用共享”，从而促进教育公平，提高职业教育整体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其次，要关切现实，固本厚基。推进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为困扰职业教育的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也要思考有关职业教育的根本性问题，例如数字化时代应树立或形成什么样的教育理念、价值、目标、制度、方法、形态，数字化时代人才需求的核心能力要求是什么。同时，需要深入探索如何强化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扭转社会固化的传统思维和功利化倾向，改变职业教育的弱势地位等，以塑型教育新生态，推进现代教育体系建设。 （二）从关注技术到关注思想：推进“创造性转型” 技术是客观存在，如何整合、应用、创生技术，推进技术赋能效应最大化，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然而，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技术、人员、资源以及相关的政策制度等诸多因素需要协调。与许多领域以“物”化为主不同的是，教育更主要是人与人连接的活动，其数字化转型首要的是“人”的数字化。数字技术只有在人的参与和应用下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益，只有具备数字素养的教育者和学生，才能更好地应用数字技术，发挥数字化教育的潜力，从而实现教育的创新、个性化和高质量发展。尤其在ChatGPT等人工智能应用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数字能力、创新思维、责任意识等非机器性的元素更应该是教育的关注焦点。 首先，加强面向数字时代的能力建设。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作用于人的过程，应是由技术工具的使用带来思想和意识行为的改变，再应用于教育教学的过程。加强“数字人”建设，就是要实现从技术运用到人的思维转变的内化，从而提升数字素养，让“数字”成为人的一部分，培育现代化的“数字人”，使数字因子重构在人的素养架构之中，而不是给人平添一个“数字叠加包”。其次，推动职业教育场景的数字化改造。数字时代是人与技术共同进化的时代，是技术与人的融合共存、同生共长。数字化转型是通过技术赋能教育，但要充分意识到，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义并非主要在于技术创新，而是重在塑造符合人类社会共同价值、秩序和文明规范的一代新人，应突出更加符合人之属性的情感教育和创新思维培养，要使教育教学成为有助于人适应数字时代的育人场所和实践活动，实现人在教育场景中的数字化。 （三）从关注设计到关注体验：推进“人本化转型” 从重“教”到重“学”的转变，是教育领域的一个重大进步。“学生”是复杂的，既有“类”维度的特征（全体学生），也有“群”维度的特征（比如职教学生），还有个体维度的特征（每个人）。不同学生的先天禀赋、原有基础、思维逻辑、发展旨趣、学习习惯等，都在强调“学生个体价值”的今天被进一步放大，以往“工业化时代”的教育思维显然不合时宜。符合个体学习特征、促进学习过程幸福的个体化、定制式教育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成为现实。 首先，要提升数字教学的获得感。数字化时代，人类学习时间和空间在拓展，数字技术可以创建互动性强的学习环境，通过在线讨论、虚拟实验和模拟等方式，激发学习兴趣，促进合作和交流，提高学习的深度和广度，但是其学习的方式、知识的获得性以及主体的学习感受等却不尽相同。就职业教育实训教学而言，同样一个实训项目，同样一台机器，同样的学习目标任务，有人可能很快找出解决方案，也有人可能无从下手。因此，如何基于学生的情感、价值、喜好去设计数字教学资源，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显得尤为重要。其次，要拓展数字技术的育人服务职能。教育数字化绝不能仅是一次“教育+数字（技术）”的形式变革，而是要强化数据赋能，提升教书育人效力。通过理念、形态和方法创新，更好服务于育人本质，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因此，职业教育数字化的任务是发挥数字化技术的优势特点，遵循教育规律和人的身心健康发展规律，探索解决阻碍教育创新发展的实际问题，让数字技术成为教育变革和教书育人的推动力量，发挥数字教育的增值效应。 （四）从技术应用到技术研发：推进“参与式转型”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本身就是产业、就是生产力。“数字”既是学校教育教学的方法手段，也是学校教育教学的内容本身。数字技术本身的尖端性、迭代的高频性，要求教育主体对数字技术的把握要精准、深入、系统，对数字技术的教学转化要科学、高效。只有参与到数字技术研发，参与前端、了解前端，才能更好地把握数字技术的前沿，将其应用于教育领域，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首先，关注数字技术产业的现实诉求。职业教育的“近产业性”，决定了其数字化转型不能就教育论教育，必须从产业源头思考职业教育的转型取向。在产业端，数字经济引发了产业结构和就业市场的巨变，大量的机械性劳动被机器所取代，一些传统的岗位逐步萎缩甚至彻底消亡。而数字技术相关领域从业人员需求大幅增长，一批专业技术类新职业应运而生，例如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工业机器人运维人员、数字化管理师、无人机驾驶员等。同时，传统的生产方式、生产过程等也同样在发生深刻变革，标准化、程式化的生产逐渐被注入定制化、创造化的元素。在职业教育端，为了服务产业发展、促进学生就业，职业教育就必须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开发、资源建设、实践教学体系建设等方面转型，观照产业诉求，以数字化思维审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交替”，以数字化转型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匹配，如此才能助力行业产业完成数字化智能化跃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其次，提升数字技术产业的应用研究能力。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产业技术也在快速更新，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必须坚持深入推进实施产教融合的政策方向，以数字产业技术发展为依托，将最新科技知识与职业技能相结合，着力丰富数字教育的形式和内涵。 （五）从关注一隅到惠及全局：推进“协同式转型” 数字技术可以“突破时空限制，跨学校、跨区域、跨国家传播分享，让那些身处不同环境的人都能够平等地获得教育资源的机会和渠道。”[14] 从国内看，我国教育发展不均衡，地区、城乡、学校之间存在巨大的教育资源差距，数字化转型可以成为推进教育公平的有效方式；从国际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通过合作和共享解决全球性挑战，其中教育共建共享是重要纽带和桥梁，数字化转型的跨时空性、高情境性、高可及性能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教育合作、理解和共享。 首先，作为一种“面向人人，促进就业”的类型教育，职业教育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培养技术工人，增强劳动力市场适应性，以及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促进社会公平和国家的长期发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向未来，尚需要加大职业教育数字化资源投入建设，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科技与职业教育相结合，将创新创业元素融入职业教育，构建智能化、数字化的职业教育模式。推动教育资源的开放共享，打破时空限制，促进职业教育的全面普及和全球交流。其次，坚持互鉴创生。凝聚各方力量，鼓励社区、行业协会、企业等各方参与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建立多方协作的教育合作模式，将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推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深度融合，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的衔接，自主学习与终身学习相结合，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教育体系。 最后，要以广阔的视野助推中国职业教育向现代化、高端化和国际化发展，通过建立国际合作项目，举办国际职业教育交流活动，建设世界一流的数字化职业教育平台，提供多语种、多领域的优质教育资源，推广中国职业教育理念和模式，分享中国职教经验，贡献中国职教智慧，引领世界职教改革和创新发展。 四、结语 我国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进展如火如荼，但仍然任重道远。从微观维度看，基础设施、技术条件是第一道“数字鸿沟”，目前我国在这方面总体上已实现跨越，在某些方面已处于世界领先，但是“人”的数字素养是我们必须跨越的第二道“数字鸿沟”，发挥不同主体的创造性，以思想创新来助力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源的多元耦合创生，同时凸显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色，是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从中观维度看，不同院校有着不同的禀赋与基础，对于一些欠发达地区的院校而言，利用数字化转型的颠覆性赋能契机，创新发展理念、发展模式，探索适契自身的发展路径，实现超越式发展，是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从宏观维度看，从国家层面构建数字化转型的一体化发展战略，全面推进教育均衡、教育公平，统筹师资、课程、教材等资源建设，构建共建、共享、共进的共同体建设机制，同时又力避“统一模板”引发的同质化建设，实现职业教育的特色化高质量发展，更加需要深入探讨。 注释 ①课程主持人为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徐淳教授。 参考文献 [1][11]王敬杰. 新时代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困境与路径[J].职教论坛，2022(9):5-12. [2]王兴宇. 数字化转型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耦合逻辑与实现路径[J].社会科学战线，2023(1):236-244. [3]赵健. 技术时代的教师负担:理解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一个新视角[J].教育研究，2021(11):151-159. [4]兰国帅，魏家财，黄春雨，等. 国际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和中国实施路径[J].开放教育研究，2022(3):25-38. [5]李铭，韩锡斌，李梦，等. 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的愿景、挑战与对策[J].中国电化教育，2022(7):23-30. [6]徐晓飞，张策. 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改革的要素与途径[J].中国高教研究，2022(7):31-35. [7]刘晓，刘铭心. 数字化转型与劳动者技能培训:域外视野与现实镜鉴[J].中国远程教育，2022(1):27-36+92-93. [8]李永智.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构想与实践探索[J].人民教育，2022(7):13-21. [9]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EB/OL].[2023-08-13].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554488.htm. [10]朱德全，熊晴. 数字化转型如何重塑职业教育新生态[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2(4):12-20. [12]本刊编辑部. 把握数字化契机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专访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13):5-11. [13]曹培杰. 人工智能教育变革的三重境界[J].教育研究，2020(2):143-150. [14]怀进鹏. 数字变革与教育未来——在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的主旨演讲[EB/OL].[2023-02-13].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176/202302/t20230213_1044377.html.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隆重召开。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布了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其中在开展务实合作行动中，提出通过鲁班工坊等推进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十年来，高职院校在开拓境外办学品牌、推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助力“走出去”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输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标准等方面，实现新作为、彰显新担当。本期，高职发展智库将从“一带一路”上耀眼的中国职教名片——鲁班工坊、“汉语桥”线上团组项目、中文工坊项目，一起看看高职院校在传播中华文化、深化中外交流与合作，提升国际声誉和影响力方面的亮眼表现！一、鲁班工坊2023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鲁班工坊项目引人瞩目地被纳入白皮书。以鲁班命名的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平台“鲁班工坊”已成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张“国家名片”。“鲁班工坊”由中国教育部指导，经天津市原创并率先主导推动实施。工坊采取“学历教育+技术培训”方式，用中国标准培训当地教师，再由当地教师教授学生，在认同的基础上，将中国职业教育优秀成果与其他国家分享。以“鲁班工坊”为媒，中国职业教育扬帆“出海”。自2016年全球第一家“鲁班工坊”——泰国“鲁班工坊”建成运行以来，天津、浙江、陕西、四川等省市相关院校发挥职业教育优势，围绕中非、上合、金砖、中阿等多边机制，参与建设“鲁班工坊”。“鲁班工坊”落地泰国、印尼、巴基斯坦、柬埔寨、葡萄牙、吉布提等20多个国家。截至目前，“鲁班工坊”开设有自动化、云计算、电子信息、动车组检修、工业机器人、城市热能应用等70多个专业，累计招收学历生6100余人，非学历生31000余人次，培训外方专业教师4000余人次。中外院校合作开发教材220余本，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纳入合作国国民教育体系，与数家中国企业、海外企业开展深入合作。首批“鲁班工坊运营项目”于2022年授牌，进一步扩大“鲁班工坊”品牌在国内、国际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据高职发展智库统计，截至目前，共有27个项目被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认定为鲁班工坊运营项目，全国共有18所高职院校入选。高职院校入选数量统计如下：27个鲁班工坊运营项目详细名单如下：二、“汉语桥”线上团组项目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也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教育互联的前提、民心相通的桥梁。“汉语桥”线上团组项目是由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中方院校及教育机构承办，面向全球中文爱好者的特色中文教学实践活动，以“实时授课+视频课程+线上活动”形式开展，旨在增进中外青少年对双方语言文化的了解，加强中外语言教育交流。“汉语桥”线上团组项目，自2020年首次实施以来，已吸引来自全球近190个国家的约10万海外学员在 “汉语桥”团组在线体验平台注册。其中，学员年龄最小6岁，最大81岁。“汉语桥”线上团组项目是对传统办营模式的一次创新和突破，克服了地域、时差、年龄等诸多限制，为各高校、机构的对外交流和中文教学开展提供支持和助力，受到广大高校、教育机构及海外学员的欢迎。近日，高职发展智库对汉语桥团组在线体验平台高职院校承办的项目进行了统计。截至2023年10月31日，全国共有94所高职院校获批“汉语桥”线上团组项目。“汉语桥”线上团组项目高职院校获批数量统计如下： 三、“中文工坊”项目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国企业持续开展广泛的国际经贸合作，复合型专业技术人才，特别是“精技术、通语言、懂文化”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大幅增长。由此，以“中文工坊”为代表的“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新模式蓬勃发展，进一步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中文工坊”是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于2021年创新推出的新型教学平台，主要设立在海外中资企业或国外职业院校，由国内院校、企业等机构提供师资及教学资源，开展国际中文教育及职业技能培训，构建“中文+职业技能”国际化发展模式，为“走出去”中资企业培养既懂中文又掌握职业技能的本土化复合型人才。“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将学习者的中文学习与职业发展双重需求相结合，帮助学习者将中文运用于高铁、经贸、旅游、法律、海关等职业实践中，提升了中文的实用价值。 目前，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已在泰国、马来西亚、阿根廷等国家建立19个“中文工坊”。附：首批19所“中文工坊”项目名单提升国际化水平是“双高计划”核心任务之一，“双高计划”明确提出：开展国际职业教育服务，承接“走出去”中资企业海外员工教育培训，建设一批鲁班工坊，推动技术技能人才本土化。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来，我国高职教育对外开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职业教育“一带一路”建设，在发展中形成规模，在服务中锻造品牌，在实践中凝练模式。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需要从国家统筹、项目合作、数字赋能等方面规划未来发展路径，在世界坐标系及对比中做强中国优势，进一步传播中华文化、深化中外交流与合作，提升国际声誉和影响力。
11月1日-3日，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主办、高研院承办的2023年药品经营监管培训班在贵阳成功举办。本次培训是落实国家药监局“讲政治、强监管、保安全、促发展、惠民生”工作思路，加强省级药品经营监管队伍建设、提升监管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培训及时解读最新发布的《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并围绕当前药品经营监管工作重点和要求，邀请国家药监局政法司、药品监管司、南方所及北京警察学院等相关单位专家，就“当前中国医药经济形势分析”、“流通监管政策制修订进展”、“药品网络销售监管”、“案件查办”、“GSP实务”等内容进行专题授课。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药品监管局流通监管处、稽查办案部门负责人，以及赣州市、临泉县、砀山县市场监管局相关监管人员共70余人参加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