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项目
7月21日，陈兵同志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药监篇章”为题，为学院全体干部职工讲授主题教育专题党课。陈兵同志通过生动案例，让大家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以及重大意义。陈兵同志强调，要积极探索体现中国特色、时代特征、药监特点的现代化建设路径，围绕落实国家局“讲政治、强监管、保安全、促发展、惠民生”工作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良好精神状态履行职责使命，不断开创药品监管教育培训新局面。
ChatGPT时代的到来，使职业教育领域出现一系列重要变化和趋势，其中，教育资源的融合、个性化教育的发展和教育评价的转向是最为显著的特征。教育资源的融合是实现个性化教育的前提和基础，个性化教育的发展需要更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教育资源进行支持和保障。与此同时，教育评价的转向也需要有个性化的教育服务和教育资源作为支撑，以实现对学生更全面、准确、科学和客观的评价。这三个维度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和相互依存的，共同推动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发展。一、教育资源迎来新融合教育现代化是指随着教育形态的变迁，教育现代性不断增长和实现的过程。在新时代，教育现代化不仅仅包括更新教育观念和提高教育质量，还需要整合教育资源。中国的教育资源呈金字塔状分布，最优质的资源集中在塔尖，优质资源稀缺且只能被少数人所占有。因此，均衡教育资源和实现教育公平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跨区域分享和建设教育资源需要长期的交流和合作。通过促进区域生成性资源的产生，形成资源链条，整合不同区域的资源，实现区域之间资源优势互补，不断推动教育资源的建设。在这一过程中，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是重要的引领力量，通过强弱互补，加速资源的应用和落地，可以全面推动教育资源在区域甚至全国范围内的共享。具体来说，ChatGPT可能使职业教育领域不同类型的教育资源，包括传统教学资源、现代教学资源以及互联网教育资源等得到有效的整合和融合，形成更为全面和丰富的教育资源体系。这一变化不仅会为学生提供更多元化的学习资源，而且也会为教师提供更为灵活和多样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例如，ChatGPT可以用于在线教育。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加速了教育信息化的进程，在线教育已经成为教育领域的重要趋势。ChatGPT可以通过对海量的文本数据进行训练，自动生成丰富的教育内容，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智能化的资源整合和共享使得ChatGPT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全面、多元的教育资源，包括在线教学视频、课件、教学案例等，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满意度。同时，在教学平台上提供语音和文字识别、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等技术支持，帮助教师更好地交流和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可以大大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使其更加专注于学生的思考和指导，从而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二、个性化教育步入新阶段因材施教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美好的教育理念，随着ChatGPT技术在教育领域内的深入发展，教育主体的个性化发展将变得更加可行。个性化教育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关注每个学生的学习需求、能力和兴趣的教育方式，旨在满足每个学生的个性需求，以使学生能够更有效地学习和发展。学生之间的学习情况和需求存在巨大的差异，而传统的集体授课教育模式难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ChatGPT作为一种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为个性化教育提供强大的支持。首先，ChatGPT可以通过智能识别掌握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风格、知识水平等信息，从而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例如，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历史和偏好，ChatGPT可以推荐适合学生的课程、学习材料和学习工具，帮助学生更有效地学习和发展。这种个性化推荐系统能够帮助学生更快地获取符合自己需求的学习资源，从而提升学习效率和质量。其次，ChatGPT可以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机会，通过提供不同的学习问题和任务，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和探索。这种自主学习方式能够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同时，ChatGPT还可以提供学习反馈和评估，帮助学生评估自己的学习进度和水平。再次，ChatGPT可以帮助教师制定个性化的教学计划，根据学生的需求和能力，提供不同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方法。例如，ChatGPT可以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为教师提供个性化的教学建议和支持，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反馈，制定更符合学生需求的教学计划，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成果。最后，ChatGPT可以为学生和家长提供交流和沟通的机会，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进展。通过提供实时的学习反馈和建议，ChatGPT可以帮助家长更好地支持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当然，个性化教育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教育实践，而是需要持续的努力和不断的改进。第一，ChatGPT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改进其模型，以更准确地识别学生的需求和提供个性化的教育资源。第二，ChatGPT需要与其他技术和工具结合使用，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满意度。第三，ChatGPT可以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结合使用，创造更生动、更真实的学习环境，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和效果。第四，ChatGPT的实践需要融入整个教育体系，需要学校、教师和家长等多方协作，共同实现个性化教育的目标。三、教育评价实现新转向许多人对于思维、创新教育存在一种误解。他们认为良好的教育不需要记忆大量的知识，只需教授方法和理念即可。在这种观念中，教育可视为一种工程学科，旨在设计和构建一种高效且准确的认知机器，该机器能够产生预期的思维结果。这种认知机器可以将输入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并根据其程序指令对其进行解释和运用，从而使其产生特定的输出结果。因此，记忆知识本身似乎变得不再必要，而是作为认知机器的输入原料。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这些程序指令和方法，以便在需要时能够快速查找和运用相关的知识，以记忆知识为中心的学习将被取代。然而，这一理念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我们的认知系统必须依赖记忆性知识以发挥其作用。这些知识类似于土壤，而最为珍贵的思维和方法作为教育成果则像是生长在其上的参天巨树。缺乏记忆性知识，所有的思维和方法都将如同无根之木。因此，我们认为在教育中，记忆性的学习和重复性的练习是必不可少的。它们是建立思维和方法的基础，只有通过不断地重复和实践，才能逐步将知识转化为能够灵活运用的技能和思维方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育应该一味地强调知识的死记硬背和机械重复。相反，在ChatGPT时代，教育更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让他们能够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并不断探索新的领域和思路，这种能力在现代社会和未来职场中会越来越受到重视。高阶思维能力是指通过深入分析和反思，能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和应对挑战的能力。这种能力与传统的基础知识学习和记忆能力不同，它更注重学生的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在培养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过程中，教育评价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职业教育的教育评价是指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获得知识、技能和素质进行量化和质性的评价，以便于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和教育教学的效果，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传统的评价方式更注重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记忆，而高阶思维能力的评价则更注重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批判思维。教育评价的转向是从单一的知识与技能评价向更多元的能力和素养评价的转变。评价方式的转变需要基于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以适应ChatGPT时代的到来。例如，探索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评价方式：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对学生的作答情况进行自动化评分、分析和反馈，大大减轻教师的评价工作负担，同时也可以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引入综合评价机制：职业教育的教育评价应该不仅仅是对学科知识和技能的评价，还应该考虑到学生综合素质和社会实践等方面的表现，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如学生自评、家长评价、社会评价等，以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推动个性化评价：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能力不同，因此，应该采用个性化的评价方式，针对不同学生制定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方式，让学生得到更为贴近自己的评价结果，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发现学生的潜力和特长。引入反馈机制：教育评价不应该只是对学生过去的学习成果的评价，还应该提供对未来学习的指导和反馈，帮助学生更好地规划自己的学习道路和目标，提高学生的自我认知和学习动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政策导向和重点要求，将建成教育强国作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之一。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出台后，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得到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在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同时，提出要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而“十三五”期间，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一线新增从业人员中，有70%以上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可见，高职学校作为职业院校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主体，与经济社会联系极为紧密，是服务产业发展最为直接的一种教育类型。教育经费是学校事业发展的基础。伴随着高职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国家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推进高职教育发展的政策文件。2019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对高职学校实施“百万扩招”；同年12月，由教育部、财政部公布的“双高计划”政策以5年为一个建设周期，中央财政每年投入引导资金20余亿元，年度投入力度相当于示范高职建设、骨干高职建设一轮的投入。高职学校的支出规模和结构直接反映了经费的投入情况及实际使用情况，也反映出高职学校的整体发展状况。而要想深入推进“双高计划”、建设高职体系中的“双一流”学校，推进高职教育提质培优，亟需深入研究高水平高职学校经费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因此，本研究以“双高计划”56所高水平高职学校中的30所为切入点展开实证研究，根据其2016-2020年部门预算以及《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中的相关数据，归纳总结我国“双高”院校经费支出规模和结构的现状与问题，以期为提升高职经费使用效率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进而加快“双高计划”和职业本科建设，高质量推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一、研究设计（一）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学校每年的收支预算是对未来一年收支安排的预测与计划，也是学校活动计划的反映。随着2010年《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的颁布，2013年起，我国多数高职学校已按规定每年公开预决算信息。截至2022年6月30日，2021年度《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尚未发布，各省市最新GDP数据和师生数据无法查询，无法展开相关分析。因此，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本研究选取入选“双高计划”且数据相对完整的30所高水平高职学校，搜集其2016-2020年的预算支出数据。所有的预算支出数据和师生数据皆来源于各学校信息公开网站公布的历年部门预算，并经清洗和处理而得。其中，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等缺少2016年的预算数据，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缺失2017年的预算数据，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缺失2020年的预算数据，考虑到同一年度学校的预决算数据基本一致，因此上述学校缺失的预算数据以同年度的决算数据进行代替。此外，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日照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缺失2016年的预决算数据，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缺失2019年的预决算数据；因此，本研究采用时间趋势外推法，根据其历年数据变动的比例推算出以上这6个缺失的数据。（二）规模和结构的指标说明。经费支出规模是指学校在一定时期内经费支出的数量。在经费支出规模方面，本研究选取的绝对指标包括支出规模、总支出规模、校均支出规模、师均支出规模和生均支出规模；相对指标包括绝对指标相应的增长率和支出规模占本省（市）GDP的比重（以下简称“支出规模GDP比重”）。经费支出结构是依据一定的研究目的，通过一定的划分标准，对学校这一对象的成本构成要素进行划分，并由此形成的比例关系。本研究中的支出结构是指学校各项支出占经费总支出的比重，又分为横向维度支出与纵向维度支出。根据部门预算和《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分类，横向维度的支出主要分为基本支出、项目支出、上缴上级支出、事业单位经营支出以及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等5个科目；纵向维度的支出主要包括教育支出、科学与技术支出和住房保障支出等27个科目①。本研究具体指标及其解释见表1。二、高水平高职学校经费支出规模与结构的现状截至2020年6月30日，我国共有高职学校1468所（含公办学校1128所），其中，广州、长沙、武汉、郑州、合肥、天津等11个城市的高职学校数量超过20所，广州更是高达31所。按照我国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本研究将30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4组（以下简称四大地区②）；其中，东部地区20所③，中部地区4所④，西部地区5所⑤，东北地区1所（入选首轮“双高计划”的虽有3所，但数据完整的仅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1所）⑥。（一）支出规模总体上升，东部和东北地区各项支出的年均增速偏低。2016-2020年，绝大多数高水平高职学校的支出规模都呈上升趋势，30所学校总支出规模从2016年的102.15亿元逐年增加至2020年的128.65亿元，校均支出从3.41亿元逐年增加至4.29亿元，年均增长率为6.19%。分地区而言，西部地区校均支出的年均增速（9.76%）最高，其中2017年的增速更是高达30.23%，其次是中部地区（6.47%），东部和东北地区校均支出的年均增速偏低，分别为5.68%和1.03%。从校均师均支出来看⑦，30所学校的校均师均支出从56.14亿元逐年增加至61.18亿元，年均增速（2.20%）低于校均支出的增长速度；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校均师均支出总体上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91%、5.82%和10.63%，东北地区的校均师均支出波动下降，年均增长率为-0.54%。从校均生均支出来看⑧，2016-2020年，30所学校校均生均支出分别为2.68万元、2.79万元、2.77万元、2.86万元和2.71万元，总体呈略微上升趋势且逐年波动，年均增长率仅为0.34%；分地区来看，西部地区高水平高职学校校均生均支出的年均增长率最高（10.63%），其次是中部地区（5.82%），东部和东北地区的校均生均支出总体呈下降趋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72%和-0.73%。（二）支出规模占GDP比重总体呈波动下降，地区内差异大于地区间差异如图2和图3所示，2016-2020年，四大地区30所学校支出规模占GDP比重整体上呈波动下降趋势。东部地区20所学校的支出规模占GDP比重历年变化较小，其5年均值分别为0.0086%、0.0086%、0.0080%、0.0076%和0.0077%；中部地区4所学校支出规模占GDP比重的5年均值分别为0.0138%、0.0124%、0.0117%、0.0106%和0.0113%；西部地区5所学校支出规模占GDP比重的5年均值分别为0.0112%、0.0130%、0.0121%、0.0130%和0.0110%；东北地区1所学校的支出规模占GDP比重最低，历年分别为0.0084%、0.0080%、0.0071%、0.0071%和0.0071%。 同时，数据表明，中、西部地区虽然在支出规模数额上远低于东部地区，但支出规模占GDP比重整体较高，西部和中部的5年均值分别为0.0121%和0.0120%，都高于东部（0.0081%）和东北部（0.0075%）。此外，四大地区间学校支出规模占GDP比重平均值的离散系数维持在0.24~0.29之间，而同一地区内校际支出规模占GDP比重的离散系数均维持在0.50~0.84之间，尤其是东部地区在2018年学校支出规模占GDP比重的离散系数更是达到了0.98。（三）横向支出维度上，基本支出占主导地位，项目支出的地区差异更大在横向维度上，“双高”院校的经费支出包括基本支出、项目支出、上缴上级支出、事业单位经营支出以及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5个科目。由于后三项支出占比极低，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如图4所示，2016-2020年，基本支出始终在高职学校横向支出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30所学校的校均基本支出占比⑨自2018年起逐年上升，历年分别为64.69%、62.96%、66.19%、67.17%和67.48%，年均增长率为1.10%，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校均项目支出占比历年分别为32.22%、34.32%、32.19%、31.37%和31.29%，年均增长率为-0.62%。分地区来看，在基本支出上，四大地区校均基本支出占比的5年均值分别为东部64.23%、中部62.67%、西部69.71%和东北地区87.17%，离散系数为0.16，地区间差异较小。从校均基本支出占比的年均增速看，东北地区的年均增速（4.25%）最快，其次是中部（2.78%）和西部地区（2.06%），东部地区增速（0.41%）最慢。在项目支出上，四大地区校均项目支出占比的5年均值分别为34.84%、34.72%、23.96%和12.83%，离散系数为0.39，对应的年均增速分别为-0.09%、8.70%、-4.69%和-15.25%，中部地区是唯一呈现正增长的地区。以上分析表明：项目支出的地区差异要大于基本支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东北地区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的项目支出占比较小，5年均值不到30所学校平均水平的半数，所以加大了项目支出的地区差异性。（四）纵向支出维度上，各项支出占比的变化趋势不一，呈稳定的教育支出一元化格局数据显示，30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各项支出占比的变化趋势不一。2016-2020年，校均教育支出占比分别为91.12%、91.68%、92.03%、90.58%和91.32%，年均增长率为0.06%，在波动中略微上升；校均住房保障支出占比分别为1.88%、2.06%、2.95%、3.65%和3.76%，年均增长率为19.88%；校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分别为1.72%、2.76%、3.60%、3.92%和3.31%，逐年上升但2020年略微下降，其占比和年均增长率（20.93%）都略高于住房保障支出；校均科学与技术支出和校均其他支出的占比始终最低，历年波动较小，5年均值分别为0.15%和0.12%。图5显示，在纵向支出维度上，2016-2020年，30所学校教育支出占比的历年离散系数分别为0.14、0.08、0.07、0.08和0.07。分地区看，四大地区校均教育支出的年均占比分别为东部91.31%、中部93.29%、西部92.32%和东北地区79.53%，地区间校均教育支出占比的离散系数历年分别为0.06、0.06、0.09、0.09和0.07。综上所述，5年里校际和地区间纵向支出结构差异都很小，呈现出稳定的以教育支出为主的一元化格局。三、高水平高职学校经费支出规模与结构存在的问题通过对30所高水平高职学校校均支出、师均支出、生均支出及其相应的增长率、支出规模占GDP比重等指标的测算，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以下简称普通高校）平均水平和国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以下简称国内一流大学）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发现当前我国高职学校支出规模和支出结构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支出规模较小且历年增速较慢，支出规模与办学规模不符。从校级微观层面的数据来看，2020年30所高水平高职学校的校均支出为4.29亿元、校均师均支出为61.18万元、校均生均支出为2.71万元，普遍低于同年普通高校的校均支出（4.92亿元）、师均支出（73.86万元）和生均支出（4.10万元）⑩。在支出规模的历年增长率上，如表2所示，2016-2020年，30所高职学校校均支出、师均支出、生均支出的历年增长率远低于普通高校和国内一流大学平均水平，校均支出规模占GDP比重自2017年起持续下降。比较来看，国内一流大学在“双一流”政策发布的当年（2017年）各项支出数据增长普遍超过20%，而高职学校在“双高计划”政策提出的当年（2019年）各项支出增长不显著，甚至在次年（2020年）校均生均支出反而下降了4.83%。这意味着，伴随2019年的“百万扩招”，高职学校的在校生数增长很快，而高职经费投入速度低于在校生人数增速，充分印证了当前高职院校经费支出规模偏小这一现实问题。从国家层面的宏观数据来看，在学校数量上，2020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738所，其中高职（专科）学校1468所，其53.62%的占比已超过普通本科院校；在校生数量上，高职（专科）学校在校生人数（14595488人）占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32852948人）的44.43%；然而在教育经费上，2019年高职学校的教育经费支出仅占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总支出的19.91%。由此可见，高职学校以不到1/5的高等教育经费承担着我国接近1/2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任务，说明当前高职学校经费支出规模与办学规模严重不符。同时，30所高职学校支出规模占GDP比重的5年均值为0.0099%，和全国普通高校平均水平和36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0.19%）比较来看，也存在显著差距。（二）支出规模在同一地区内的校际差异远大于区间差异和归属间差异。从区间差异看，四大地区“双高”院校均支出的5年均值分别为：东部4.53亿元、中部2.74亿元、西部2.72亿元、东北地区1.73亿元，四大地区间的离散系数为0.40。四大地区校均师均支出的5年均值分别为东部67.61万元、中部46.64万元、西部42.55万元、东北地区37.67万元，其离散系数为0.27。四大地区校均生均支出的5年均值分别为东部3.28万元、中部1.86万元、西部1.67万元、东北部1.63万元，其离散系数为0.37。同时，四大地区间学校支出规模占GDP比重的年平均值，历年离散系数分别为0.25、0.24、0.26、0.29和0.24。以上说明地区间高职学校经费支出规模较为稳定，其中校均支出规模的区间差异较大，校均师均支出的区间差异较小。从高职学校隶属关系来看，研究选取的30所高职学校含省属学校17所、市属学校9所、省部共建学校3所和省市共建学校1所。如图6所示，四类学校校均支出的5年均值分别为省属3.04亿元、市属5.55亿元、省部共建3.36亿元和省市共建5.05亿元，四类学校的离散系数为0.29。这说明不同隶属关系的高职学校在支出规模上有一定的差异，这可能是因为不同隶属关系学校在教育资源的拥有和获取上的不平等。从校际差异看，30所学校支出规模的历年离散系数分别为0.62、0.74、0.74、0.73和0.87，可见支出规模的校际差距相对较大。在同一地区内，以2020年为例，东、中、西部地区学校支出规模的离散系数分别为东部0.87、中部0.47和西部0.32，可见不同地区校际支出规模的差异程度不同，东部地区的校际差异最大。在同一地区的同一归属中，校际差距依然存在，如广东省3所市属高职学校中，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生均支出的5年均值（2.91万元）仅占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42.04%和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69.94%，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支出规模的5年均值（16.20亿元）高于其他两所学校之和。这说明高职学校支出规模在同一地区内的校际差异远大于地区间和归属间的差异。（三）支出结构差异性小且稳定，特色化办学无法保障如图7所示，虽然高水平高职学校的支出规模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支出结构上却保持了高度一致，且历年波动很小。从横向维度来看，2016-2020年，30所高职学校基本支出占比维持在62.96%~67.48%，历年校际离散系数分别为0.32、0.30、0.29、0.31和0.29，5年间30所学校校均基本支出和校均项目支出年均占比的离散系数分别仅为0.03和0.04，这说明横向支出结构较为稳定。在不同归属的高职学校间，以基本支出为例，三类学校校均基本支出占比的5年均值分别为73.80%、57.87%和62.03%，离散系数为0.13，历年离散系数在0.08~0.19之间波动。可见，我国高职学校在校际和不同归 属间，未充分体现学校类型、办学特色、所在城市及其培养成本的差异，进而使得高职学校的特色化办学无法保障。同时，根据已有学者的研究，2016-2020年国内一流大学基本支出历年占比维持在54.18%~59.11%之间，我国高职学校基本支出占比虽然高于国内一流大学，但是项目支出比重仍然过高。高职学校以人才能力培养为主要办学目标，其办学定位决定了应动员更多的经费力量来“强基础”和“补短板”。目前，由于地缘因素的根本性制约和经济滞后的持久性影响，通过竞争获得的财政专项经费在各地差异显著，这也是造成项目支出地区差异大于基本支出的重要原因。从纵向维度来看，2016-2020年，30所学校教育支出占比的历年离散系数分别为0.14、0.08、0.07、0.08和0.07。研究发现，2015-2019年国内一流大学教育支出占比的年平均值为92.83%，2016-2020年高水平高职学校教育支出占比的年均值为91.35%，两者都呈现出教育支出占绝对主导的格局。在不同归属间，三类学校校均教育支出占比的历年离散系数维持在0.02~0.06之间，校均教育支出占比的5年均值分别为90.43%、91.94%和95.22%，离散系数仅为0.03，反映出“双高”院校纵向支出结构高度稳定的同质化。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当前的经费科目过于笼统、缺少细分。在当前高职学校的实际运行过程，教学支出占教育支出的很大比重，教学支出又细分为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以及实习教学，现有支出科目未对“教育支出”作进一步细分的做法，既不利于高职教育经费的高效合理配置，无法确切体现高职学校在人才培养上的经费配置情况；又不利于走深走实高职教育“一校一品”的特色化办学道路。四、调整高水平高职学校经费支出规模与结构的政策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提出，要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基于该背景，“双高计划”政策的提出既是顺应中国“走出去”发展战略，也是主动适应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升高职教育及其人才培养竞争力的必然要求，而经费保障是高职教育蓬勃发展的物质基础。鉴于当前高职学校经费支出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要进一步优化经费支出规模和结构，以经费的合理配置促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质量培养，进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有效配合“双高计划”实施进程和职业本科建设，助力我国高质量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一）加大政府投入，多渠道筹措经费，保障高职学校支出规模高职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其需要多主体共同承担。首先，国家依法财政拨款依旧是高职经费来源的主渠道。研究发现，美国政府财政投入占高职教育投入的比重明显高于我国，自1984年以来，美国威斯康辛州社区学院的经费约75％来自政府投入，学生学费约占10％。从2020年我国普通高校收入结构来看，政府财政投入占比63.38%，学费收入占20.53%，社会捐赠收入占0.44%；而在高职高专学校，政府财政投入（70.75%）和学费收入（23.81%）的占比都高于上述两类学校，而社会捐赠收入仅占0.10%，欠发达地区的高职教育社会化投入比例则更低甚至明显缺失。因此，伴随着高职学校的扩招发展，单一的经费来源渠道势必给地方财政带来巨大压力，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体，多元主体协同的高职经费筹措机制亟需建立。其次，高职教育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论证了地方政府加大对高职学校投入力度的必要性。已有研究表明，学生的日常开支如住宿、交通、餐饮等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学生形成的创业心理、创业思维及创业技能等更有助于促进升级产业的落地，刺激技术转化；我国高职学校招生人数每增加1%，国民经济将会增加867.56%。因此，地方政府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高职学校培养成本的差异，科学制定各省份的最低生均拨款标准，以此作为地方拨款的指导性标准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动态调整，只有保证高职生均经费标准维持在合理区间，才能更大程度地实现高职教育反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最后，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产教融合的高职学校办学模式。学费收入是我国高职教育经费的另一重要来源，相对普通本科学校而言，公办高职学校平均学费要高出1000元以上。反观高职教育发达国家，德国高职学习者在校期间由政府资助提供公共资金，实训阶段则完全由企业资助，企业直接参与高职办学、共同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做法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可以采取共建实训基地、增加对合作院校捐赠等措施，更多地吸引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进而构建政府统筹管理、行业企业积极举办、社会力量深度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实现高职学校的高质量发展。（二）规范财政分权，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缩小高职学校差异当前，我国高职学校中公办学校的占比超过3/4，由于公办高职学校皆归属所在区域的地方政府管理，不同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掌握资源的丰厚程度以及对高职学校的重视程度，都会对高职学校的经费支出产生影响。研究结果显示，2016-2020年，30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在地区间、归属间和校际间经费支出规模的差距，折射出我国高职教育经费投入不均衡、干预机制还未完全建立或未实现有效运行。为进一步缩小我国同一地区内部高职学校支出的校际差异，亟需规范财政分权以加大地方政府的财力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第一，要通过完善分税制厘清政府收支。地方税作为地方治理的重要基础，其收入状况及结构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日本作为职业教育发达国家之一，采取了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大量转移财力的办法，实行了较为彻底的分税制，地方税约占收入构成的35%，这一教育财政体制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因此，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和投入力度，继续加大省级以下政府的分税制改革，通过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财政收入，使其有更强的实力和更大的动力推动高水平高职学校的建设。第二，要加大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由于地缘因素的根本性制约和经济滞后的持久性影响，我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各项教育经费支出一直徘徊在低位水平。一方面，要在宏观体制机制上厘清各级政府对高职教育经费的分担责任，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实际需求，持续加大上级政府对欠发达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另一方面，要采用自上而下的纵向转移支付以及必要的横向转移支付，提高各级政府财政性教育投入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高职教育中的投入比例，使欠发达地区能大致达成可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第三，推动高职学校经费的合理分配。一方面，对于专项资金分配要坚持不同学校一律平等的原则，实行唯“优”分配，避免空有“荣誉称号”、不发资金的现象；另一方面，在绩效评价上，逐步建立起科学合理的高职学校绩效评价体系来评估财政资金的使用和分配，而非“按身份、按名气、按级别等因素来拨款”，可以借鉴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的做法，由政府和高校之外的第三方非政府公共机构来担任，为不同高职学校提供公平的成长、发展机会。（三）建立差异化的拨款标准，细化预算科目，彰显“千校千面”的办学特色教育经费支出结构理论认为，教育支出结构反映了教育资源利用率和配置消耗，也体现出教育质量的高低。高职学校作为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有力推动器，其差异化的支出结构正是特色化人才培养模式的集中体现，这对高职教育质量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生态都尤为重要。从本研究结果来看，不管是高职学校间还是和国内一流大学进行比较，支出结构都较为同质，“千校一面”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与拨款标准、政府管控过严和预算科目太粗且不够透明有关。首先，应建立差异化的政府拨款标准，做好特色专业群建设。高职学校的办学发展依赖于特色专业群建设，随着“双高计划”各项措施的落地，专业群建设在高职学校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不同专业群的课程体系、教学资源、人才培养模式等各环节所需的经费是不同的，因此，差异化的政府拨款标准是保障高职学校高质量办学的关键。其次，实现政府观念转变，放宽经费使用自主权。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在高等教育领域，政府的职能重点是建立公平、有效竞争的制度环境，下放权力，赋予学校真正的办学自主权，而不是让学校成为政府的附属物。2017年发布的《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要进一步扩大高校项目资金统筹使用权，增强高职学校在专项经费上的灵活支配能力。因此，政府亟需实现由微观的直接干预向宏观的间接管理转变，放宽高职学校的经费使用自主权。再次，进一步细化基本支出和教育支出等预算科目。我国公办高职学校预算科目都是参照政府部门标准，在高职教育体系中适应性不强。相比之下，美国是按照功能支出进行统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按支出功能和支出对象两个维度进行统计和公开。一方面，我国高职学校可以结合现有经费支出条目，基于《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对当前支出科目进行细化，明确横向支出维度上“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支出和日常公用经费支出的数据，并将人员经费支出按照人员类别分别统计；另一方面，将纵向支出维度上的“教育支出”细化为教学支出、教学辅助支出等，教学支出再细分为理论教学经费、实践经费、实习经费等，进而保证教学研究的经费使用量，对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城乡社区支出等不常用支出科目应合理删减。最后，按时主动地执行并落实高校信息公开制度。我国高职学校还应及时主动、详细准确地公布细化后的所有数据。在我国，政府的公共财政拨款决定了政府对教育经费的监管地位，依据《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的规定，政府要加强对高职学校经费支出效率的监管，也可建立多主体参与的高等教育财政问责制度来对大学的支出情况进行考评。唯有科学合理的预算科目、公开透明的财务数据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高职学校的经费支出结构，从而有助于学者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推动高职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 作者：倪彬 陈文博 毛建青
党的二十大报告创造性地提出了科教融汇的概念，这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努力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和不断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科教融汇中对于“科”和“教”的定义不单单是指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而是指向更大的范围，表示科学技术、科学研究与教育应当呈现融合交汇的关系。职业教育身处生产前线，作为与经济、产业结合最紧密的教育类型，要想为科技自立自强、人才驱动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必须打破传统观念，主动开放重组不同教育要素，互动融合各类产业要素和创新要素。一、理论逻辑：构建科学技术与职业教育发展共同体1.科技变革重塑职业教育具体形态。现代经济学研究充分证明，科技创新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职业教育的具体形态受经济和产业形态的影响非常大，因此科技变革往往也带来职业教育形态的重塑。在农业经济时代，科技发展水平低下，与落后的手工生产技术相适应的职业教育呈现“学徒制”形态；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科技水平得到提升，为适应工业经济的专业化及标准化，职业教育出现职业学校形态；进入工业社会后期，职业教育寻求与跨国经营及集团化经营人本管理理念相适应的“学校—企业”混合形态；在知识经济时代，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利用信息化技术促进产业变革，职业教育建立起与现代企业组织扁平化及个体经济相适应的以企业为导向且多机构共同参与的具体形态。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职业教育的办学形态并不是一种形态完全替代另一种形态，而是会出现多种形态并存、共同发展的繁荣景象。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职业教育具体形态演进的根本因素是科学技术模式与产业形态变革，即科技变革重塑职业教育具体形态。2.科技创新优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智能技术的深入应用，科技变革对标准化、低技能的工作岗位产生冲击，低技能劳动者逐渐被智能设备取代，低技能岗位数量减少。产业结构升级换代速度的不断加快要求从业者的“技术”含量更高，同时对劳动者知识、技能和素质的要求也更高。此外，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具有高集成性、多领域交叉性的鲜明特征，科技发展使高度社会化分工生产向多功能综合化职业活动转变，过去分工明确、界限清晰的职业体系逐步瓦解，不同类型职业之间存在着交叉融合，单一工作任务的复杂度和广度显著提高。可以说智能化、信息化在工作场域的广泛引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技术技能人才的素质要求，职业教育需要培养复合型的高技术技能人才。科学技术的演进势必会引起产业结构的更迭，从而导致部分旧职业的消失和新职业的兴起。职业教育作为直接面向职业世界的教育类型，其专业设置必须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进行更替。3.职业教育辅助科技发展。目前，科技进步仍然是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动力，发展新兴产业、实现科技突破已成为各国共同的战略选择。国际实践表明，职业教育是辅助科技发展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职业教育肩负着助推“中国制造”走向“优质制造”和“精品制造”的历史职责。一方面，职业教育承担部分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的责任，这主要集中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直接开展科技“生产”，为社会提供宝贵的科技成果。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加快科研成果转化、提高专利技术转化率能够直接推动和引领国家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职业教育必须有效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促进科技转化的使命，助推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科技发展需要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关键性投入要素。科技突破的过程不仅需要拔尖创新人才的引领，还需要一线工程师和技术技能人才来实现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应用。职业教育在克服科技成果如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难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创新人才，是促进科技进步的主要手段。职业教育可以通过培养各种复合型人才和具有高技术技能的熟练劳动者，确保科学技术“生产”部门的有效再生产。二、概念内涵：科学技术与职业教育同向发力，提高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质量1.“融”是核心与重点，“汇”是结果。从字面上看，科教融汇指的是科学技术与教育应当实现高度整合与交融。对职业教育来说，“科”更多指向技术技能及其应用研究，当然也包含职业教育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职业教育科教融汇中，“科”“教”不分家，重点在“融”，结果是“汇”。要强化科学技术与人才培养的关系，加强科学技术与办学模式的互动联系，深入推进科技元素融入教学的全过程，推动科技创新融入学生全面发展、科学研究融入教师专业发展，不断提高创新型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教资源配置的合理性。要把科技革新的力量与育人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融汇成一股强大力量，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国家现代化建设。2.科技创新与职业技能融合，推动职校学生全面发展。将科技创新融入职校教学环节，引导学生参与真实科研项目，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研素养。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根本动力，培养学生的科研素养不仅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也成为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劳动者的重要举措。科研素养是指学生在科研活动中表现出的思维模式、心理状态、综合素质以及态度品质。将科技创新融入职业学校培养人才的整个环节，整合利用不同的科研载体、科研工具与科技资源，在各种科研实训活动中帮助学生积累扎实的科研知识，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技能，锻炼学生逻辑思辨的科研思维，形成求真务实的科研精神，提升创造探索的科研能力，发展锲而不舍的科研品质。将科技创新融入职校教学环节，在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教学活动中全面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通过创新实验、创新训练、创新竞赛等一系列创新教育活动，培养学生创新素质、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格。在大量的创新实践中，学生能够感受到作为问题发现者、研究者和解决者的力量，激发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求知欲与敏感性，形成创新精神。在进行科技性、实践性和探索性的科技创新实践活动中，学生对未来技术领域前沿问题的猜想进行反复的实验和不断地尝试，培养求知求是的创新思维、开拓进取的创新意识与革新探索的创新能力。3.科技研发与教育能力融合，助力职校教师专业发展。科教融汇要求职业教育教师应该具备科研创新能力。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不具备科研创新能力的教师无法培养出适合社会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现实情况中，职业教育教师更多强调职业和教育的双重能力，教师教学团队的科研能力一直得不到重视，团队中缺乏科技领军人才，教师科研意识薄弱，缺乏主动性，许多教师的科研主动性不强。将科技研发融入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中，组建以高水平科研团队、教学创新团队为引领的师德高尚、学识扎实、业务精湛与创新发展的双师队伍。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各层次职业院校要根据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的需要，引进“学术型”专家学者、企业领军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全力打造教学与科研能力兼备的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将科研能力融入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中，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终身学习。职业学校要为教师创造开拓创新、冒险精神的宽松环境，倡导思想活跃、自由探索的发展氛围，完善考核评价制度和管理机制，激励教师参与科学研究，不断研究新技术、新问题，提高教师对专业学科知识的整体把握，提高实践教学能力，增强教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三、战略定位：回应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愿景诉求1.科教融汇理念反映了国家对职业教育更高的期待和要求，科教融汇可以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科教融汇的理念强调教育与科技的关系，使职业教育更加注重实践与创新。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现代科技的支持，各种高新技术的应用不仅使得职业教育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加快了职业教育的发展速度。同时科教融汇的理念让职业教育更贴近市场需求，更精准地为社会提供适合的人才，更符合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的进程中，科教融汇的理念还会使职业教育以更积极的姿态融入全球化进程中，与国际接轨，引进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和教育资源，实现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开放性和多元化。因此科教融汇的理念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应用，对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国具有重要意义。2.科教融汇与职普融通、产教融合并置，是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构建“三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战略支撑。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是当前中国职业教育改革的三大主要方向。其中，科教融汇主张将教育与科技相融合，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来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的现代化、产业化和智能化发展。在当前的职业教育中，科技的应用和教育的融合是必须要关注的问题。此外，科教融汇与职普融通、产教融合密切相关，三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一方面，科教融汇能够帮助职业教育更好地适应新技术、新产业和新需求的发展，实现教育的持续升级；另一方面，科教融汇能够促进不同层次的教育体系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