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项目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公布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2023-2025年)的通知》(教师厅函〔2023〕21号)，通过遴选共确定43个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据悉，教育部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提升职业学校校长办学治校能力，打造高品质学校，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中央部门所属高校自主申报和专家综合评议，对“十三五”时期以来各类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进行调整，并通过遴选最终共确定43个基地为2023—2025年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高职发展智库对43个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名单进行了统计，全国共有27所高职院校入选，其中“双高”院校24所。 各省入选国家级职业学校校长培训基地的高职院校名单如下： 详细名单如下：
产教融合既是教育政策，也是产业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近期表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是一个“小切口”，对于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人才强国、全面提升人口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升级，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愈加迫切，职业教育“合而不深”“校热企冷”的难点问题亟待破解。与此同时，以城市为节点、行业为支点、企业为重点的产教融合推进机制已基本形成。《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等一系列新政策出台，为产教融合精准赋能提升，将有力地推进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的相融互促。将政策落地落实，深化产教融合，统筹解决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两张皮”问题，方能逐步形成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其中，推动多元主体形成合力、校企实现互利共赢、育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深化产教融合应把握的关键点。围绕“洞见•破局•新发展——以产教融合促进经济社会和人才高质量发展”主题，2023（首届）产教融合发展大会作了系统且深入的探讨，旨在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走深走实，更好地为建设人才强国、教育强国助力。在历史进程中，产教融合有过“倒退”，也有过“摇摆”，却能发展至今，这充分说明了它独特的价值与地位。职业教育要想释放最大效能、实现价值最大化，必须走产教融合之路。这既是初心，也是方向。新时期产教融合被赋予了重大的历史使命和深刻的时代内涵，成为推动教育优先发展、人才引领发展、产业创新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举措。如何推动产教融合高起点定位、高标准落实，成为需要教育界与产业界不断创新探索的课题。7月中旬，2023（首届）产教融合发展大会在河北雄安成功举办。“千年大计 国家大事”，作为国家战略重地，雄安在打造未来现代产业集群和与之适应的高层次人才开发方面有着清晰的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大会选择在雄安召开，意义重大。大会以“洞见•破局•新发展——以产教融合促进经济社会和人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教育强国、人才强国战略，从顶层设计、实践探索、案例经验等多个维度，研究如何让产教融合真正成为产业发展的“助推器”和“牵引绳”。这是一次有高度、有广度、有深度、有温度的产教融合主题盛会。会上，近60家机构分享经验，100篇典型案例结集出版，485项实践成果集体呈现。一连串数字凝聚了产教融合领域的智慧和精华，也预见了产教融合的光辉未来。大会提出，近年来，我国产教融合发生了五大主要转变：从宏观理念引导到系统法治保障，从浅表合作到深度融合，从单个主体主导到多元主体参与，从学校教育走向人才开发，从单一形式走向灵活多样。大会强调，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要围绕二十大提出的新战略、新任务，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产教融合的政策要求，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统筹推动教育和产业协调发展，创新搭建产教融合平台载体，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加快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促进教育协调、持续、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大会由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办，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产教融合专业委员会、河北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联合承办。来自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行业部委的相关领导，地方政府部门、教育行政部门相关领导，以及全国各普通高校、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媒体代表等700余人与会。河北雄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中国雄安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田金昌在致辞时表示，本次大会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雄安考察时提出的“高质量建设 高水平管理 高质量疏解发展”的一次落地实践，既是对产教融合内涵的深层次探讨，也是对办好现代职业教育的有益探索。一、顶层设计新政迭出 促产教融合升级“要赢得大国竞争主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既需要问鼎学术巅峰的一流科学家，也需要扎根生产一线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原司长欧晓理指出，教育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深度融合，教育发展必须要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此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提出要深化产教融合，全面提升人力资源供给。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曾天山表示，我国正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高水平技能人才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迫切需要推动产业高端化和人才高素质发展，解决产教融而不合、校企合作不深不实痛点堵点，促进产业链、人才链、教育链和价值链有效衔接。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产教融合工作。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实施《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提出“四位一体”的政策框架，明确了政府、企业、社会各方主体的职责，为深化产教融合作出了顶层设计。2019年，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提出“5年内试点布局50个左右产教融合型城市，打造一批产教融合型行业，并在全国建设培育1万家以上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的目标，开启了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建设。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联合认定21个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和63家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是一个“小切口”，产教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重要内容。2023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提出5方面19条政策措施，主要通过“试点、政策、资金”三个抓手，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从总体设计到行动推进，国家的一系列部署，不断为产教融合注入政策红利，打通堵点，对统筹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国家的政策导向下，产教融合深度发展已具备一定基础，初步形成了城市为节点、行业为支点、企业为重点的产教融合推进机制。各地积极推进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和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全国已培育5247家地方产教融合型企业，全国21个试点城市全部出台了建设方案。产教融合逐步成为这些试点城市产业发展的强大引擎、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欧晓理透露，第二批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工作将于2023年下半年启动，再遴选30个左右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此外，国家还加大了对产教融合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不断拓展产教融合资金支持渠道，支持一批高职和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发展。欧晓理指出，经过各方共同努力，中央预算内投资引导撬动，各级各类资金协同发力、共同支持，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投融资工作格局已经基本形成。“需要强调的是，在夯实产教融合载体方面，要以政府统筹规划为主导，加深产教融合力度。”曾天山认为，要突破原有“点对点”式传统合作办学，克服资源难聚拢等问题，充分发挥新发展格局下产教融合政府统筹能力，实现顶层设计、资源整合、项目落实等作用。实现跨学科、跨专业、跨行业合作，形成多企业多学校参与、多项目合作、多层次融合的共商、共建、共享的生态系统。为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和人才高质量发展，欧晓理对产教融合的下一步发展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将产教融合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及产业经济发展战略整体框架之中。地方政府在制定本地区发展规划时，应同步明确产教融合要求，将现代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同步规划、同步建设。职业教育的总量、结构、质量，一定要与当地产业需求相匹配，“一个城市、几个主导产业、全链条职业教育体系”要形成闭环。二是用好用活组合式政策激励。针对产教融合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研究创新激励扶持举措，进一步健全“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组合式激励政策。各地要大胆试错，勇于创新。三是职业教育要调整专业以适应产业发展的需求。职业教育的特性，要求人才培养必须以产业需求为导向。这次国家相关部门专门对职业院校完善专业设置提出明确要求，就是要切实做到专业“跟着产业走、围着需求转”。优先发展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产业需要的一批新兴专业，加快建设护理、康养、托育、家政等一批人才紧缺的专业，改造升级冶金、医药、建材、轻纺等领域的一批传统专业，撤并淘汰供给过剩、就业率低、职业岗位消失的专业。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真正做到以产促教、以产改教。四是在支持结构上适当做些调整，进一步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资金渠道很多，但各有侧重，支持内容也有差异，关键是弄清吃透各种资金的支持范围、方式和申报要求，多渠道筹措资金，形成支持合力。真正为产教融合赋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必由之路，其演变既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也离不开教育理念与技术变化的要求。在历史进程中，产教融合有过‘倒退’，有过‘摇摆’，却能发展至今，充分说明它独特的价值与地位。”曾天山认为，职业教育要想释放最大效能、实现价值最大化，必须要走产教融合之路。这既是初心，也是方向。要从“坚定产教融合方向、夯实产教融合载体、把握产业学院本质、创新产教融合内容、优化产教融合机制”等五个方面着力，推进产教融合走深走实。二、地方作为承上启下 推动产教同频共振“一个城市产教融合做得好不好，不在于职业教育的体量有多大、专业有多全，而关键在于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是否形成了良性互动。”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对于“教育和产业适配性”的论述直指产教融合的本质。《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了“探索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模式”“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打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全新举措。2023年4月，教育部专门出台《关于开展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通知》，提出“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深化产教融合、产学合作，充分发挥政府统筹、产业聚合、企业牵引、学校主体作用，以产业园区为基础，打造一批兼具人才培养、创新创业、促进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功能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是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更好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而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通知》发布后，一些地方政府率先启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工作。如何“强化地方政府高位统筹”，如何“理解和把握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提升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在大会开幕式的“市长对话”环节，三位地方政府代表聚焦自身区域特点与实践，进行了分享并提出了思考。“推进高质量的区域产教融合，这个‘高质量’点明了区域产教融合的本质和标准。”河北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门扬表示，高质量的区域产教融合，至少包含三个“合”。第一，多主体联合。应该是政府、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等多方参与，尤其要调动好学校和企业的积极性，双向发力，互相整合，拓展多元化、创新性的合作模式，大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第二，多要素聚合。要集聚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各方面要素，特别是明确一些激励政策，推动产教融合真正落实落地见效果。第三，多链条结合。就是要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紧密结合，有效服务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彭玮、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赵白玉对高质量区域产教融合持相同观点。彭玮表示，通过产教融合，要实现两个主要目标：一是构建区域人才培养新格局；二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赵白玉则认为，高质量的区域产教融合，就是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转变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为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赋智赋能赋力。落实区域产教融合联合体，要强化地方政府主导。门扬认为，地方政府要做好组织者、协调者，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搭建平台，出台政策，服务企业发展和人才培养。雄安新区紧紧围绕“以优势资源利用为基础，以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为导向”的产教融合特点，统筹谋划强基、提质、培优、引领四个阶段，夯实基础、完善体系、提升质量、彰显特色、打造品牌，不断深化区域产教融合。同时，不断健全完善组合式激励政策体系，将新区产业需求更好地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逐步形成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通辽市围绕再造一个“通辽工业”的发展规划，全面对接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以通辽职教园区为平台，以科尔沁工业园区为基础，以龙马重工等龙头企业为引领，以通辽市农牧科学研究所为科技支撑，以市直有关部门支持服务为依托，打造兼具人才培养、创新创业、促进市域四大产业高质量发展功能的市域产教联合体。楚雄州则主要从五个方面进行统筹谋划：一是不断健全完善规范内部运行的相关保障机制、联合体各方利益分配机制；二是政府部门统筹指导、搭建院校企业和科研机构积极参与的技术研发服务等发展平台；三是加快推动楚雄州职教园区项目改扩建；四是大抓产业、主抓工业、实施“六大工程”和楚雄高新区能力提升项目，培强高新产业；五是推动实体化运作。对于区域产教联合体的未来建设，门扬建议，要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提升职业教育办学水平。赵白玉建议，国家应加大对通辽作为蒙东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扶持力度，帮助其尽快补短板、强弱项。彭玮则期待，在深化产教融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推动新时代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中提供“楚雄范式”。“市域产教联合体绝不是‘换个马甲’搞项目；下一步要夯实市域产教联合体保障机制。”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浙江省职业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提出对于实现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发展同频共振的几点思考。他认为，一是加强地方政府高位统筹。地方政府要将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双高计划”建设、区域人才战略规划进行全盘统筹。在区域专业布局上，地方政府要在区域已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对紧缺人才需求研判的基础上，按照“产业链—工种—岗位—专业”的逻辑布局区域专业群，形成区域层面的上位引导。二是加大地方政府公共资源投入。地方政府在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过程中要注重区域普惠性人力资本的提升，持续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加强就业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扩大面向残疾人的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同时，建设一批教育性生产场所，将企业用地的租金转化为职业教育服务，提升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深度。三是优化区域“政府—市场—学校”治理。地方政府要牵头建立健全市域产教联合体章程、运营管理制度等，明确政府、市场、学校三方的权责界限，划定行为红线，提高地方政府在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中的服务力，充分发挥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的作用，提高职业学校办学能力。同时，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数字化建设，融通政府、市场、学校已有数据，提高治理的智能化、精准化、便利化水平。总体而言，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要突破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成体系、各自发展的既有格局，探索区域教育资源的联合、整合、优化，打造教育新优势。三、院校行动多方协同 产业学院自我“造血”是关键产业学院既是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也是校企合作的升级版，更是工学一体的综合体，其跨界属性需要学校、企业、产业、行业协会、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这对于创新校企合作办学机制、实现产教深度融合，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在政策引导下，部分院校已探索建设了一批产业学院。“比亚迪、华为、大族激光等一批世界一流企业的最主要特征是技术创新与应用，需要学校‘及时感知、快速响应、高效供给’与之相适应的技术技能人才，但‘缺标准、缺师资、缺教材、缺实训环境’，急需破解之策。”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校长许建领表示，经过广泛调研与深入研究，学校以特色产业学院为载体，通过校企共同开展党建、共同开发专业与课程标准、共同打造高水平双师团队、共同解决“卡脖子”技术与工艺、共同制订行业标准、共同开发资格证书、共同开展创新创业、服务共同富裕、共同走出去等“九个共同”，实现了双主体育人模式的改革创新。目前，校企共建了华为ICT学院、比亚迪应用技术学院等17所特色产业学院。他认为，特色产业学院的办学逻辑是，瞄准世界产业发展前沿，对标“最高最新最优”，把产业链需求作为办学逻辑起点，每个专业群面向产业链，联合1家世界500强或行业龙头企业，建设一所特色产业学院，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形成“中国方案”。“要从实处着力，创新产业学院模式。”天津职业大学党委书记夏静波表示，该校主要采取走出去方式，将“学校办到企业里、教室设在车间中、讲台搬到岗位上”，创新“学校学习+岗位学习+岗位实习”教学模式，推行“1.5+1.0+0.5”三段式教学模式，实现“学生、学徒、准员工”有序衔接和身份柔性转换。目前，学院建设了9个产业学院。其中，国家动漫园产业学院就是按照上述创新标准实施教学的。该校赋能产教深度融合，还实现了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办学模式创新，即与领军的连锁型企业合作，采取“引进来”方式，在校内探索建设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采取“机构混合、资本混合、课程混合、设备混合、项目混合、师资混合”的“六混合”运行模式，实现学生集中管理和学习实践标准的统一。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的特色实践是以“三共三体”打造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生态：一是共建产教融合共同体，服务区域发展；二是共建科教融汇共同体，聚焦强链补链；三是共建国际融通共同体，输出中国标准。该校党委副书记、校长薛宇认为，共建产教融合共同体，离不开地方的支持。根据淮安市的食品产业、苏北的绿色食品产业群发展需要等，校行共建江苏淮扬菜产业学院、校企共建江苏今世缘酿酒学院等，服务第一、第三产业链，共同培养与淮阳菜相关的人才。作为高校代表，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刁庆军分享了学院与中冶赛迪集团的合作案例。中冶赛迪要求学习项目要指导生产实践。因此，在项目设计中，学院与中冶赛迪共同协商，密切配合，运用成人学习规律进行教学设计，实现了三方融合：专业与产业相融合、教师与学员相融合、理论与实践相融合。其创新点体现在，创立了双导师制的行动学习体系，形成了“学、问、思、辨、行”学习闭环；协手打造了一套绩效支持系统；建立了组织学习的生态系统项目开发模式。刁庆军表示，企业是继续教育的主战场 (需求侧），高校是继续教育的主力军（供给侧），高校（继续教育学院）与企业（企业人才发展机构）共同面对个人学习和组织学习的需求。培训要上接战略、下接绩效。运用组织学习技术，增强企业关键人才赋能效果。与产业学院多元化探索并存的是一些“贴标签”的现象，即把产业学院当作“筐”，将各种形式的（学徒制、订单培养、实习实训、教学工厂等）校企合作都“往里装”，有的缺少真实生产项目，有的没有企业真金白银投入，有的缺少企业同步技术支撑，有的缺乏长效合作机制。有专家指出，总体上，产业学院建设缺乏实体化运作，缺少自我“造血”机能，仍然停留在学校购买企业服务的“内循环”阶段。针对上述现象，多位学校相关负责人表达了各自的观点。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胡炜提出，除特别关注大型企业需求外，还要重视应以怎样的机制更好地满足广大中小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南京大学终身教育学院院长韩顺平表示，学院正在实施提升毕业生职场竞争力的“踏板工程”，让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落到课堂里面。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邵庆祥表示，“校企面对面”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开出了许多“药方”，但系统化治理、统筹体系建设、混合所有制改造等关键问题，仍亟待解决。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戴裕崴则强调，找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实体化运行的解决方案是当务之急，其重点体现在一个“共”字，即要共享资源，以服务共同发展。广西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梁裕认为，产教融合的下一步发展，首先要改变理念，其次要构建能够使双方共赢发展的利益点机制。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王向东表示，产教融合，产是第一，教是服务，从学校层面讲，要思考我们为企业服务了什么、为企业培养了多少人才，要从整个职业教育体系方面进行深入思考。四、企业行动授技赋能 共享共建共创共赢作为产教融合生态系统中的另一重要主体，企业是产教融合的重要参与者，是科技创新、技术转化、产品制造的主要载体。专家们一致认为，产教融合的关键是要素的融合，企业端在合作的过程中发挥主动性，实现与合作高校的资源置换优化，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进一步深化的催化剂。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实施集团化办学，实现了职教资源整合共享，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中铁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管理新模式。中铁国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彦飞表示，中国中铁把握战略机遇，秉承“产是基础，教是重点，核心在融”的理念，推进产教融合，通过五个方面的具体做法，构建了中国中铁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一是高站位做好产教融合顶层设计，将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纳入《中国中铁“十四五”发展规划》，从顶层设计层面明确职业教育发展定位、发展目标。组建产教融合联盟，为推动形成企业、行业、产业、专业、就业、职业“六业”联动的职业教育发展新机制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高标准强化职业院校体系建设。紧密结合企业需求，持续优化专业设置，创新教育培训理念、深度教研开发、萃取技术知识、模拟项目实战、组织案例研讨、开展互动教学等实效性手段，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提升职业教育对企业的贡献度。三是高口碑树立职业培训优质品牌。积极开展项目管理人员、项目专业技术人员、现场管控和关键作业人员的“大培训”，开发教育培训在线平台，构建多元培训格局。四是高规格定制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深入梳理企业技能人才需求，科学制订技能人才引进计划。五是高效率提供资源要素投入保障。提供办学实训设备，选派专家开展教学，校企间形成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联合开发、供求发展的产学研模式。作为中国信息技术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企业之一，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自2007年开始开展产教融合工作，成立航天信息培训学校，十几年来以财税培训为切入点，逐步开展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信创等培训业务，以产业实践服务协同育人。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为琛表示，航天信息积极响应国家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号召，结合在数字财税、信创等领域的能力优势及产业资源，在财税、金融、科技、信创、密码技术等多个领域，开展与职业院校的产教融合。以财经产教融合方案为例，航天信息将来自产业前沿的技术应用场景和岗位对人才的需求，融入职业院校财经专业教学改革。通过搭建包含多场景产教基地、财经专业群、数字化技能人才培养、科研创新、财税人才评价等多个指标要素的综合体系，深入开展财经领域产教融合。“为学生从书桌到岗位服务，为企业从生产经营到研发创新，为院校从授业解惑到授技赋能助力。”为适应企业转型发展带来的产业人才结构调整需求，国家电投党校以产教研融合支撑集团转型以及新定位发展。国家电投党校（战略研究院）科研部主任李春雨表示，国家电投以学科专业建设为龙头，以最新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技术成果、案例成果、解决方案为培训理念，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产教融合办学新模式，培养新时代清洁能源产业人才。国家电投结合产业需要，通过实战方式培养人才，比如通过创建（并委托党校管理）能动学院、搭建综合智慧能源产教学研用一体化基地等，围绕企业发展“卡脖子”难题开展研究，开展人才培养，用于企业和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将企业发展最新成果转化成课程融入教学课堂里。中德栋梁集团有限公司将产教融合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促进了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充分发挥技术、人才等优势，在工业互联网、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不断谋篇布局。中德栋梁组织发展中心总经理吴兰成表示，中德栋梁着眼于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结构、岗位需求的精准对接，深入推进产学合作、协同育人，输出栋梁4.0设备，确立了“工业+教育”双轮驱动的国际化发展战略，用工业哺育教育，用教育提升工业技术。为保障技术的领先性，中德栋梁建立了“三角”技术研发体系，即德国杜赛尔海外研发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三栋栋梁科技设备有限公司。同时，通过“实训作品、实习产品、实战商品”三品驱动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尽管当前企业产教融合成效显著，但仍存在政策与制度配套性有待细化、机制还不够顺畅、结构还不够协调等矛盾，需要通过政策支持、机制变革、制度创新重点加以研究解决。王彦飞建议，企业办职业教育提质增效，一要细化完善企业激励政策，二要着力增加企业办学投入，三要完善引才育才用才机制，进而加快企业急需的高技能人才培养进程。江苏交控人才集团总经理施玲认为，实现学校和企业的共赢、共享共建、共创共赢一体化机制建设，互相调动积极性，非常关键。此外，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道研究院院长宋健也提出，新时期产教融合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在于企业的办学主体地位如何得到真正落实。产教融合应从整体规划、分步实施、以终为始、项目落地、成果导向、彰显特色等6个步骤来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教育的根本问题。五、行业组织赋能路径新探 推动解决人才供需矛盾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推动产教融合发展，注重发挥产业经济发展与高素质技能人才协同效应的背景下，“学生就业难”与“企业用工荒”的矛盾与压力仍然亟待解决。究其根本，是在高校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人才供需失衡的“微循环”中出现问题，进而波及到整个教育链与产业链之间的有机衔接。作为连接政府、产业与教育的桥梁和纽带，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产教融合专业委员会以服务为中心，积极开展各种培训、咨询，组织行业企业反映共同诉求等，并通过这种服务产生“磁场效应”，推进校企政产之间的协调发展与密切联系，促进产教融合深度、有效发展。“产教融合是一个大的概念，推进产教融合，需要政府、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等多方共同参与，集聚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要素，实行实体化运作，实现多维度融合。”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会长韩进表示，经济社会的发展既需要教育培养各类人才，也为教育发展创造基本的发展条件。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作为学术团体、社会组织，肩负着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凝聚社会发展教育共识的基本责任。学会将继续履行职责，统筹推进教育和产业协调发展，创新搭建产教融合平台载体，为加快教育强国建设，促进教育协调、持续、高质量的发展做出贡献。作为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直属的分支机构，产教融合专业委员会明晰发展定位，明确使命任务，在产教融合领域开展学术研究、成果推广、促进产业与教育深度融合等相关工作。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产教融合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刁庆军表示，产教融合是国家教育与产业发展的战略性举措，产教融合专委会将努力成为推进产教融合工作的咨询参谋、优秀方案与产品的传播者、信息与资源共享服务的平台。值得一提的是，成立近三年来，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产教融合专业委员会深入各地学校、企业、政府等机构开展调研活动，对当前全国的产教融合现状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调研了大中小企业100余家，调研普通高校90多家、职业院校100余家，并通过征集案例了解了800多家相关机构的产教融合情况，整体情况令人兴奋。”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产教融合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田克美表示，通过调研，产教融合专委会得出了五点结论：一是产教融合已经得到政、行、产、教的普遍重视，取得显著成就；二是东西部、南北方区域发展不平衡，各相关方重视程度不一，产教融合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三是产教融合取得了诸多成果，但更多地表现在学校方面，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方面表现较少；四是在产教融合政策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取得了许多突破，但在落地执行层面还有许多痛点堵点；五是产教融合资源整合成果共享不够，难以形成能够支持高层决策的重大项目研究与管理机制。“我们要跳出教育来看产教融合的重大战略背景。产教融合是一项系统性持续性的创新工程，需要打破传统的教育思想与方式方法，改革原有的政策机制，甚至重新修订法律法规。”田克美表示，产教融合专委会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与雄安、通辽、楚雄三地共同启动了“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共建工作，并把萃取展示推广产教融合成功实践作为开展工作的主线。他同时强调，要把落实中办国办《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和教育部提出的“一体两翼五重点”作为重要工作。作为某一具体产业的联盟组织，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主要围绕产业链构建创新链，促进产学研合作以及跨界应用的开放协同创新，推动产业生态体系的建设。该联盟副秘书长冯亚东表示，当前半导体产业存在着材料瓶颈、人才急缺等诸多问题与挑战。尤其，半导体行业人才培养已进入深水区，如何满足产业对人才的需求，这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半导体行业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是一个百年工程，需要以产教融合为主旨思想，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做好人才培养工作。对此，联盟把人才工作作为重点工作，成立了人才工作委员会，并在产教融合专委会的指导下，启动了先进半导体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工程。由行业组织主导，聚焦产业需求，有组织开展产教科融合工作。同时，通过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使产业链、教育链双链耦合，双成果输出。本次大会的一大亮点：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产教融合专业委员会发布了中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典型案例研究报告和图书《2021—2022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典型案例100篇》，并启动了“2023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启动了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工作、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产教融合实践创新中心共建工作。同时，还启动了市域产教联合体研究工作，发布了2023 产教融合专委会课题立项指南，举办了2021—2022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典型案例证书颁发仪式。六、结语从教育政策到产业政策，从供给改革到需求改革，从制度安排到国家战略，产教融合的演化具有深刻的时代使命与现实意义。整体来看，我国大力推动产教融合，最终要实现两大目标：一是培养大批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解决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的结构性矛盾；二是多主体围绕产业关键技术、核心工艺和共性问题开展协同创新，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全面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归根结底，产教融合是以育人为根本目标，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加快我国教育现代化步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产教融合的出现，呼应了经济转型对人才转型的要求，推动了现代化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下一步，产教融合大发展，要接续推进产教融合50个试点城市建设，充分发挥试点城市的突破和引领带动作用；要建设培育1万家产教融合型企业，健全完善产教融合型企业制度和组合式激励政策体系；要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载体平台。放眼未来，政、行、校、企各方正汇聚合力，持续将产教融合向纵深推进，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正在加快形成。这也将有力地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为建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科技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来源/《在线学习》杂志2023年8月刊（总第94期）
一、促进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提升的既有经验（一）兼顾通识性、专业性与特色化，积极回应行业企业的能力诉求教师的数字化教学能力既要兼顾通识能力要求，又要考虑职业能力的专业性，以及各地区和各学校自身的特色发展要求，并让行业企业把来自实践的真实需求融入其中。我国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中将评分指标按照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技能课程进行分类，体现通识性和专业性的差异。从国际视角看，俄罗斯在职业教育国家标准中也从通用能力与职业能力两方面来界定预期的教育成效，国家负责制定统一的最低标准，并让职业院校在具体的教学实施上有自主权，兼具特色化发展需求。美国职业教育教师专业标准也是通专结合，“通”指通识性、通用性，“专”指专业性。此外，对于标准的研制，德国是在政府主导下，高职院校、行业企业共商确定；俄罗斯对职业教育国家标准也会听取雇主协会、科学组织和其他组织代表的意见，还会接受各领域职业资格委员会的审查等。（二）培训与实践统筹推进，回归真实课堂与理实结合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并借此改进课程教学实践，需要培训与应用一体化考虑与推进。比如，我国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中将决赛教学展示由承办校指定场地改为本校自定场所，由先前的“无学生”说课改为“与学生”共同上课，以便在真实课堂教学中考察教师的专业能力。学校案例显示，现有教师培训内容大都将数字化教学能力渗透到专业课程规划与每次教学活动的设计之中；在培训策略上，都将集中培训与跟踪指导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相结合；在培训效果上，案例学校也加强了对培训成效的展示，如每个月定期开展在线课程展示交流活动，对学生学习参与情况及学习效果进行大数据分析，以促进全体教师信息化教学的常态化应用等。虽然不同学校采取的培训举措不尽相同，但是培训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以及对实践的指导性都是根本遵循，并且力求落实到学生的高质量学习体验中。（三）重视数字化教学资源与课程的建设与应用，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当前，教师的数字化教学能力在培训和应用上主要体现在教学资源开发、网络课程开发、混合教学实施等方面。教学资源开发主要体现为演示文稿、微视频、动画、习题、虚拟仿真、AR或VR资源、案例库、知识检索系统等。网络课程开发比较关注优质精品课程的打造，并依托网络课程和支持教学的信息化工具开展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改革的探索。目前许多学校已将混合教学纳入了日常教学安排。同时，为了加强资源建设的适用性，有的学校依托行业办学优势，与行业协会、企业合作搭建资源共享平台、继续教育平台，以满足区域社会培训需求。有的学校还精准对接企业生产线，将零散的、碎片化的资源进行系统的组合与重构，建设一体化的虚拟仿真实训平台，既面向校内学生学习使用又为企业员工提供培训与技能鉴定服务。（四）分级分层开展培训、指导与考评教师的数字化教学能力发展是一个持续进阶的过程，这就要求培训和教学实践要结合教师自身情况增强针对性、适切性与有效性。许多学校采取了分级分层培训与诊断指导，构建常态分层培训体系的思路。譬如，前文提到有的学校根据教师入职年限区分培训群体，有的学校将教师的数字化教学能力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等。还有的学校编制了教师信息化能力标准，对应了初、中、高或者新手、熟手、高手三个级别，根据设立的标准开展分层培训，对培训达标的教师分级认定并发放培训证书，并作为教师职业晋升、学习深造、体现教学能力的支撑材料之一。有的学校采取了诊断与预警举措，对于教师的数字化教学能力进行数据分析，依据教师的能力表现，定期为教师的教学行为进行画像，反复修正找到教师精准的发展方向，提高教师的数字化教学能力，帮助教师职业发展。二、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的发展趋势（一）进一步明确数字化教学能力融入职业教育的内涵、标准与评价现有案例显示，职业院校教师所具备的数字化教学能力尚缺乏权威化、规范化和特色化的界定与指标体系。从长远发展来看，不能以比赛标准代替正式要求，也不能以各类学校拟定的信息化教学素养迁移或替代职业院校所需的特色数字化教学能力。从国际经验来看，欧盟积极推动数字能力战略部署，制定了欧洲教师数字化能力框架，基于教师专业能力、教师教学能力、学习者能力三个维度全面合成教师数字化能力框架与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评估标准，在此基础上推动职业教育培训，加速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也明确指出“要发挥标准在提高职业教育质量中的基础性作用”，而数字化教学能力也应作为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深入研究与拟定。（二）增强基于任务驱动式的情境化的媒体资源设计、建设与教学能力职业教育具有跨界性。“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是职业教育特点的集中体现，这就决定了应用于职业教育的教学媒体应当体现出岗位工作的鲜明性与情境性。从已有案例可以看出，许多学校对媒体资源建设的投入较多是建立在线课程、资源库和教学平台等，而真正的职业教育教学媒体资源是工作过程导向的综合性学习辅助系统，强调情境中的知识建构以及资源的开放和交互性。比如，德国职业教育数字化教学资源普遍基于现实生活和工作环境，通过情境设计支持知识建构的有效学习，使数字化媒体资源能够以恰当和个性化的方式实现对学习过程的支持，使学习者能够更加容易理解和实践复杂的具有职业岗位特点的学习内容。同时，对于借助数字化媒体开展好线上线下的混合教学，荷兰的经验也值得借鉴，教师在教学中发挥了7种角色功能，包括自适应性、任务扩展、示范、辅导、监督、指导、脚手架，以帮助学习者成长为专业化和职业领域的人才。（三）学校和行业企业共同发力、资源整合，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我国经过多年努力初步形成了政府、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多元办学格局，但是各主体的参与性及发展水平并不均衡，行业企业的作用发挥并不主动与充分。职业教育的跨界性决定了必须“开放办学”，教学必须要有行业企业的深度参与。要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必须大力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也要求教师的数字化教学能力要对接行业企业的最新技术发展和岗位需求。但是学校作为主体推动教学实践创新的动力更大，行业企业参与教学实践，结合岗位实际促进或培养职业院校教师发展的作为相对薄弱。从现有案例可以看出，对“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培养鲜有涉及，双师培养不同于企业内培训师，也缺少对职业院校师资队伍对接行业企业的技术能手介绍。因此，还需要行业企业与职业院校共同发力，以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提升为重要着力点推动校企深度合作。（四）系统化规划、支持与保障数字化教学能力提升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不仅是教师的任务，学校层面必须进行顶层规划与设计。正如有的学校从学校的基础平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课程资源建设、教学方法改革、育人模式创新、教学评价改进等方面进行系统建设，多维推进、多元建设，以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有的学校采取了整体推进、建立机制、引入平台、组建先行先试团队、与研究结构和企业紧密合作，培训与建课、教研、教改、比赛一体化设计的举措。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的提升是教师主动作为与学校引导支持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需要提升主体意识、优化相应的培训资源与条件保障，又需要健全相应的制度保障与创新机制等。当然，从国家层面、政府以及行业企业对推进数字化教学实践创新也需要进行顶层规划与政策引领。例如，2020年以来，欧盟通过出台系列政策，积极将数字化进程与利用新技术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相联系，从推进数字能力目标规划、数字基础设施提质扩容、提升职业院校师生数字能力、健全职业教育数字能力评估标准四个方面开展工作。（五）进一步挖掘与推广数字化教学能力提升的示范案例教育部在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中提到，要按照“应用为王、服务至上、示范引领、安全运行”的总要求，以信息化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其中特别强调了“示范引领”的价值。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就需要不断挖掘、总结、提炼出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实践案例，发挥表率作用，让来自一线的教师及教学管理人员产生共鸣、达成共识，能够效仿，并在自身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去应用与探索，不断孵化出更多的可行经验和实践真知，以点带面，最终达成提升职业院校整体数字化教学能力的目的。从当前实践案例来看，数量尚显不足，能够有普遍适用性、可充分借鉴的案例较少，难以形成真正具有在更大范围推广的可行经验。因此，具有示范引领价值的教师成长案例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和提炼。
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期，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满足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社会高质量就业的迫切需求。文章旨在阐明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意义，探讨了职业本科院校作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主体在人才培养定位、培养规模、质量保障体系以及社会认可度等方面面临的挑战。通过明确培养定位、深化校企合作、加大社会宣传力度和构建多元质量保障体系等相应的策略优化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进一步推动职业本科的高质量发展。关键词：职业教育；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奠定坚实基础。进入工业4.0时代，各类高新技术行业亟需职业本科教育培养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以满足产业新旧动能的转换。据教育部统计，2021年职业本科院校专业设置面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产业人才实际需求，较原有试点专业调整幅度达260%；2022年我国32所职业本科院校招生人数为7.63万人，比上年增长84.39%。由此可见，职业本科教育近年来发展迅猛，对填补我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方面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缺口起着重要作用。一、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现实意义职业本科教育所培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集高水平技术技能与高层次专业理论知识于一身、能具体实现工作方案或完整完成一系列操作的高水准复合型人才。对于职业本科院校而言，需要根据明确的产业就业导向，通过校企合作、产学结合等途径，使培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具备较强的服务意识、精益求精的工作习惯、大国工匠的精神品质等。［1］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坚实支撑。职业本科通过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可以完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改革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这对于实现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顺应高新技术产业转型、促进建设技能型社会的战略目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1.完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推动职业教育自身高质量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紧紧把握时代性和发展性的特点，根据当前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各种要求，促进中等职业教育、专科层次职业教育、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纵向贯通与有机衔接，优化完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要积极贯彻落实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大职业教育观，在顺应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下推动职业教育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要充分发挥高水平、复合型的教育特色，提高职业本科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其关键在于要明确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在定位上的区别。职业本科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定位是面向特定职业岗位的工程型人才，即在技术知识和实操技能等方面优于基础性技术技能人才，在高端型和复合型等方面区别于专门化的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本科所培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面向高端产业链的职业人才，完善了原本由专科层次职业教育来培养技术型人才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巩固了职业教育应有的类型地位，推动构建职业教育人才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对促进职业教育扎实迈向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作用。2.改革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适应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发展需求职业本科作为培养面向高端产业技术技能人才岗位需求的高等教育类型，相较于普通本科院校，能更加灵活地设置相应的专业课程来满足高新技术产业的实际需求，以帮助学生在课程中获得能够满足岗位要求的技能和知识，从而增加他们在职场中发展的机会，提高自身竞争力。当前我国高端产业链发展迅速，众多产业在智能化、数字化背景下对劳动力市场中的人才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职业本科通过改革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模式，可以较好地匹配新时代下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对于职业本科院校而言，开设与当地产业相关性较强的专业有利于深化产教融合进程。我国现有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省域产业特征，地市或县域产业发展存在集中、单一的特征，这意味着职业教育在区域层面上进行深度产教融合更具操作性和可行性。对于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更要统筹利用高水平高层次的各类企业资源，建设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提高校企双方合作育人水平，形成互利共赢的良好发展模式。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职业教育作为一种跨界教育，要坚持知行合一、工学结合，促进产教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校企“双元”育人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当前我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各类高新技术产业迅速转型，因而要考虑职业教育的改革先行于社会发展。加快促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职业本科教育是大势所趋。3.提升职业教育社会地位，促进实现建设技能型社会的战略目标职业本科通过培养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可以不断提高自身教育质量，推动高新技术产业革新并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这对于改善社会大众“重普轻职”的传统观念、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加快建设技能型社会有深刻意义。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突出，“就业难”与“技工荒”并存。近年来技工求人倍率稳定在1.5以上，高技能人才求人倍率稳定在2以上。［2］这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脱节现象。职业本科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可以通过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来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进而助力技能型社会的战略转型。我国学历社会已初步形成规模，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社会教育体系的主导理念正逐步转向建设技能型社会。技能型社会是全面提升国家科技水平、经济发展、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2021年《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指出：“到2035年，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会基本建成。”职业教育对于建设技能型社会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提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两种类型教育，这体现了国家从法律层面坚持提高职业教育社会地位的决心。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设立不仅能够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还能为实现技能型社会的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二、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数据显示，2022年度高职（专科）招生人数为 538.98万人，其中职业本科为7.63万人，仅占1.42%。《意见》中提出“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这意味着到2025年职业本科招生比例至少要提高8.5个百分点，按现有高职（专科）招生规模测算，至2025年职业本科招生规模要达到近54万人，是现有招生规模的7倍之多。同时，新一轮的全球科技革命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产业转型阶段，国际经济领域竞争激烈，导致国内对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量日益增加。职业本科肩负着培养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艰巨使命。从现实角度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培养定位不够明确、人才培养规模与行业需求差距较大、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不健全以及社会认可度不高等方面存在与新时代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1. 培养定位尚未明确。从职业院校内部来看，由于当前我国尚未明确规定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定位，所以很多职业本科院校仍沿用原有办学模式，传统的办学底色难以完全褪去，人才培养定位尚处于摸索阶段。在我国现有的32所职业本科院校中，有22所是由高职院校直接升格而来的，9所是由高职院校和独立院校合并专设的，1所是由独立学院转设而来的。从2019年首批建设的职业本科院校诞生至今不到4年时间，职业本科教育尚处于试点阶段。多数职业本科院校受原有办学惯性影响较大，不能及时摆脱原有层次的人才培养定位。此外，职业本科与应用型本科在办学定位上均属于本科层次，二者存在一定相似性但又有区别。职业本科院校在人才培养定位上容易与普通本科和应用型本科混淆，在人才定位上难以体现职业本科特有的人才培养属性。从外部环境来看，我国职业本科人才培养定位缺乏顶层设计，尚未明确规定职业本科人才培养定位。同时，当前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还没有建立相应的、专业权威的监督保障体系来支持其发展。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与国家建设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职业本科院校需要突破传统职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思维定势。2. 培养规模与行业需求差距较大。从人才培养规模上看，至2021年我国技能型人才仅占全国9亿劳动者人数的26%，与发达国家40-50%的占比差距较大。其中，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包括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数量近6000万人，占比仅为6%，［3］远远不能满足各行各业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另外，根据《制造业人才发展规 划指南》中的统计，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2020年的人才缺口超过1900万人，到2025年这个数字将接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而这些人才缺口主要面向高端产业链，对岗位或岗位群的能力层次要求较高。尤其是近年来高端产业链发展迅速，众多产业在智能化、数字化背景下对劳动力市场中的人才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指出到“十四五”时期末，我国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 30%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1/3，东部省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35%。而当前我国职业本科2022年招生人数仅为7.63万人，作为起着培养高技能人才基础性作用的本科层次职业院校，职业本科必须扩大招生规模，并根据行业需求壮大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否则难以满足产业经济升级和国家高质量发展对人才的需要。3. 培养质量保障体系不健全。我国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院校主要包括转型、升格和转设院校，然而这一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人才培养质量的保障机制不健全。主要原因在于职业本科院校办学模式较为落后、办学基础较弱、办学主体单一、政府支持力度不足等。尽管我国拥有世界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但许多职业本科院校仍存在资源和条件匮乏的问题，大部分院校的硬件设施如校舍设施、实训基地、实验仪器等都存在投入不足的情况，这严重地制约了职业本科教育的稳步发展。另外，职业本科院校师资队伍的素质和水平也是一个亟待提升的软实力问题。职业本科教育一般要求专业教师不仅具备较强的基础理论教学能力、科研创新能力，还必须聚焦于实际工作不断优化与革新专业技能，尤其对双师型教师要求较高。因此，必须加强硬件设施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才能保证落实职业本科教育的提质增效。最后，目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质量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社会、企业、学校等多方对于职业本科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足。当前职业本科教育实际服务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项目成果较少，其培养的人才尚未实现学习成果与企业利益、社会贡献三者的有机衔接和转换，导致政、社、企、校等多方未能共同搭建起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4. 社会认可度有待提高。根据2021年4月30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大型问卷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社会认可度、人才培养质量和地方政府重视程度是当前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三大困难，其中社会认可度排名第一。职业教育在大众的传统观念中是面向一般性就业为主的教育类型，而我国社会大众长期受“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影响，往往把职业教育看作是由于“成绩不佳”的被迫选择，“职业”二字使得职业本科和技术技能人才的教育价值深受遮蔽，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降低了职业本科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大众对职业本科社会认可度不高的原因之一是社会媒体宣传不够。《报告》显示，中职学生、高职学生和家长通过“社会媒体”途径了解职业院校的比例分别仅占20.52%、23.73%和11.93%，与“他人推荐”和“学校平台宣传”等途径相比占比最低。社会媒体对职业教育的宣传力度不足，导致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缺乏深刻了解，尤其是对作为新兴事物诞生的职业本科感到陌生就更不足为奇了。据此，职业本科教育迫切需要通过各类社会媒体的大力宣传，提高社会认可度。职业本科教育的社会认可度较低还直观反映在招生方面。有学者对2021年本科招生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在21所民办职业本科院校中仅有6所一次性招满，占比不到30%。［4］并且通过查阅各个职业本科院校官网的招生数据发现，其招生分数线普遍低于普通本科。这表明职业本科院校整体处于本科招生选择的末端，地位明显低于普通本科，特别是公办本科，因此职业本科的社会认可度亟待提高。在社会层面，受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及筛选假设理论的影响，职业本科教育难以破除长期以来形成的以知识传授和知识接收为主的人才培养桎梏。在此背景下，导致大众对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认可度普遍较低。三、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优化策略职业本科作为高层次的职业教育，担负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的重任。职业本科教育要紧密结合“三教”“三融”，打通职业本科人才的上升发展之路，促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转化为现实生产力。1. 明确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定位。明确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定位应当注意区分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应用型本科的人才培养定位。首先，在培养目标上，职业本科培养的是职业型技术技能人才。要注重促进个人发展目标与社会发展方向相结合，促进学生将职业理念与人生理想紧密结合；其次，在培养层次上，职业本科要对应高层次的产业需求来设置相应的专业标准，并且其培养方案要更加注重兼顾技术与技能，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再次，在培养方向上，随着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职业本科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主要途径，人才的培养要从传统学习方式向数字化学习方式转变，需要综合掌握具有科学性和专业性的技术技能知识。随着工业生产走向高技能阶段，行业企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智力技能要求较高，综合素质能力中的操作技能占比下降，职业本科在人才培养中要注重将信息技术等科学理论知识灵活应用于实际生产制造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职业本科不是应用型本科的“翻版”，也不是高职专科的“加长版”，这意味着职业本科院校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必须转向以行业需求为导向，兼顾掌握专业的信息技术知识和科学的技术技能理论。此外，国家和相关教育部门需要出台相应政策，明确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定位。国家顶层设计作为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的手段，可以有效确保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力资源的高质量稳定供给。应鼓励职业本科院校注重发掘学生潜能，鼓励其掌握多种知识与技能，以构建层次分明、衔接紧密的职业教育体系。综上所述，职业本科院校需要充分发挥其职业性和高等性相统一的特点，进一步明确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定位，才能更好满足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巨大社会需求。2. 深化职业本科院校以行业需求为导向的校企合作。深化以市场为导向的校企合作，一方面可以依托行业企业的力量，壮大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另一方面可以满足企业高层次、高质量的人才需求，促进实现校企双方合作育人的互利共赢局面。首先，职业本科院校要与迫切需要实现产业升级的行业企业加强合作，尤其对于高技术含量的行业岗位以及适合长学制培养的先进制造业岗位进一步加强产学结合。要面向生产、管理、服务等一线工作，落实教学范式实施成效，优化教育生态环境，扩大职业本科院校人才培养规模。其次，要促进职业本科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满足行业实际需求，可以通过创办产业学院、校企双方投入等方式，搭建人才培养和员工培训的“双元”环境，以搭建平台化、提供项目化、促进生态化的方式加快产业技术开发、项目难题攻关和科研成果转化，着力提高校企合作双元育人的深度和效度。最后，充分发挥地区资源优势，加强校企合作。东部优质职业本科院校可以与当地行业企业建立校企利益共同体，将企业需求纳入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实现教育与产业融合，在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的同时，促进企业在校企合作进程中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总之，职业本科院校需要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和技术变革需求稳妥地扩大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模，更好地深化以市场为导向的校企合作，为产业升级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才能持续稳定地延续职业本科院校长期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3. 加快构建职业本科多元化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遵循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角度出发，构建“政社企校”四位一体的多元质量保障体系，是促进职业本科形成科学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在政府政策方面，政府是职业本科院校办学经费的主要投入者，财政的大力支持和相关教育部门的政策引导能为职业本科提供更优质的办学资源并促进其提质培优。在社会媒体方面，需要发挥正能量，呼吁大众摘掉对职业本科教育的“有色眼镜”，改善职业本科教育社会认可度较低、缺乏社会知名度等窘境，由此增强职业本科院校的办学信心，促进其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在企业方面，促进以市场为导向的校企合作。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必须紧紧围绕高端产业和高新技术等领域的高质量人才需求，保证该类人才的优质资源在行业企业中被充分利用。在职业本科院校方面，结合“三教”“三融”的要求，与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相衔接，拓宽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上升发展空间。在组织层面要求职业本科院校加强产教融合，共同推进教师、教材、教法以及教学评价方式的改革，推动职业本科教育实现提质增效的根本目标。通过政府、职业本科院校、社会媒体、行业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的通力合作、协同治理，构建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多元质量保障体系。这一体系既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要，又能为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保障。4. 逐步扩大职业本科的社会影响力。提高职业本科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必须加大职业本科尤其是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影响力。在社会舆论层面和行业企业层面使广大人民群众 以及业内人士意识到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是拥有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并可以胜任生产研发工作和统筹管理工作的优质稀缺人才。一方面，可以通过新闻媒体等的正面宣传，如学习强国、央视媒体、地方政府公众号、各地教育部门官网等渠道对职业本科教育加大宣传，拓宽社会大众对职业本科教育的了解渠道。加强社会大众对职业本科院校的优势特色、办学情况等的认知，逐步提高职业本科的社会声誉，吸引更多的优秀学子报考，改善生源质量，进而提升职业本科的社会认可度；另一方面，教育部门可以鼓励一些优质的公立高职（专科）院校升格（如2023年5月22日教育部公示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升格，设立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并吸引广大企业和投资者参与办学，完善职业本科院校硬件设施建设，增强职业本科院校在招生方面的宣传优势；最后，利用政府政策引导，出台相关普惠政策，提升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薪资待遇和社会地位，例如，向高技能人才提供城市落户资格、帮助解决其配偶就业和子女入学等问题，通过改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福利待遇，吸引社会大众对职业本科的关注，进一步加强人们对职业本科教育的深刻了解。通过逐步扩大职业本科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度，让广大人民群众意识到职业本科教育是面向大众的、开放式的职业生涯教育，是顺应世界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大趋势。 参考文献［1］ 顾建军.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现代意蕴与职业教育调适［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5）:20-25.GU Jianjun. The Modern Implication and Educational Adjustment of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Technical and Skilled Personnel［J］. Journal of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2021（5）:20-25.［2］“ 就业难”“ 技工荒”并存 如何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EB/OL］. 中国经济网，［2023-03-20］. http://views.ce.cn/view/ent/202103/22/t20210322_36399358.shtml. “Employment Difficulties” and “Shortage of Skilled Workers” Coexist， How to Solve the Structural Employment Contradiction? ［EB/OL］. China Economic Net，［2023-03-20］. http://views.ce.cn/view/ent/202103/22/t20210322_36399358.shtml.［3］ 全国技能人才总量超 2 亿 占就业人员比例超过 26%［EB/OL］. 中国政府网，［2023-05-01］. http://www.gov.cn/xinwen/2022-06/03/content_5693813.html.Total Number of Skilled Personnel Exceeds 200 Million Nationwide， Accounting for over 26% of Employed Workers ［EB/OL］. Official Website of Government，［2023-05-01］. http://www.gov.cn/xinwen/ 2022-06/03/content_5693813.html.［4］ 王丹霞，王兴. 职业技术大学招生现状、主要困境及对策［J］.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22（3）:44-48.WANG Danxia，WANG Xing. Status Quo of Enrollment，Main Dilemma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Universities［J］. Journal of Wenzhou Polytechnic，2022，22（3）:44-48.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是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重要举措，也是建设技能型社会的重要支撑。美国、德国、日本三国非常重视职业技能培训，经过多年的发展，分别形成了“生涯与技术教育”模式、“双元制”模式以及“多层次立体化”模式。分析美、德、日三国职业技能培训经验，可归纳为满足学习者多样化需求、建立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健全职业技能资格框架、落实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机制、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促进职业技能培训教员的专业化发展等。借鉴其成功经验，我国职业技能培训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新职业教育法为基础，以国家资历框架为纽带，以政府资金为主导，以统一的职业技能培训标准为依据，以教师队伍专业化支撑，构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育有效衔接、互相融通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量和服务效能。关键词：职业技能培训；生涯与技术教育；双元制；多层次立体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育训并举是职业教育的法定职责。《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完善学历教育与培训并重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新职教法”）明确规定：“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由此可见，国家从法律法规、政策层面上将职业技能培训摆在了与学历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面向社会人员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推动学历教育与培训相融合，既有利于促进产业升级、促进就业创业，也有利于提升劳动者素质，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纵观美、德、日三国职业教育发展史，其职业技能培训是随着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发展起来的，并逐渐形成了自身特有的体系和模式。美国政府从1960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开始重视职业技能培训，通过构建完善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提升了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整体素质，有效地满足了产业发展的需求。20世纪60年代，德国通过大规模的职业技能培训让失业员工实现了转岗再就业，促进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了德国制造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日本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通过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降低了失业率，实现了经济的稳步增长。因此，我们可分析美、德、日三国职业技能培训模式的特点和经验，并结合我国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的现实要求，补足我国职业技能培训的短板，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一、美、德、日三国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模式分析（一）美国“生涯与技术教育”模式美国的职业技能培训又被称为“生涯与技术教育”，是以政府为主导、市场适当调节，将学分制贯穿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教育的一种职业技能培训类型。美国职业技能培训贯穿于学习者终身职业生涯，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职业技能培训多样化，包括语言技能培训、成人基础知识培训、学历提升培训、学徒制培训、技能提升培训、个人职业发展培训等。学习者可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培训项目，所获得的培训成果可以累计学分，通过“学分制”纽带，实现不同层次学校教育、职业技能培训以及其他社会培训的学分互换、融会贯通，实现终身学习。二是职业技能培训灵活化、个性化，学习者可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兴趣爱好确定学习时间、选择学习项目、安排学习计划，为他们的学习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三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在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针对市场需求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将培训、教育和就业的项目统一到“一站式服务中心”，为各个阶段、不同需求的学习者提供核心服务、密集服务和培训服务。“一站式服务中心”改善了美国以往培训服务与市场脱节的问题，增强了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吸引了更多人主动参与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了学习者的就业能力和职业竞争力。（二）德国“双元制”模式与学校单独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的国家不同，德国的职业技能培训主要由企业和学校联合提供，采用“双元制”模式，以职业场所的实践性学习为主，以职业学校或培训机构提供的理论教育为辅。其主要特征：一是有法律保障的“双元制”。第一，学习场所的“双元性”。德国从法律层面上规定了学校和企业是职业教育培训的两个主体，为职业技能培训的实施提供有效保障。早在1969年，德国联邦政府制定出台了《职业教育法》，对职业培训中学生和企业的权利、义务统一做了规定，明确了不同场所的学习任务、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明晰了职业技能培训的监管问题，规范了职业技能培训的标准等。同时，还特别强调了“双元制”职业技能培训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培训生的职业能力，使其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职业环境。第二，职业技能培训管辖的“双元性”。从国家层面进行立法，由各州制订具体培训计划，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职业技能培训均具有管辖权；同时，德国《职业教育法》对于联邦和州政府的责任及权利也进行了明确的划分，二者必须进行协调与合作，确保职业技能培训的成果符合统一的国家标准。二是完善的国家资格框架。德国国家资格框架是对不同教育类型资格进行归类的工具。通过把各种类型教育当中的各项资格进行衔接归类，打破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壁垒。德国国家资格框架还对职业技能培训进行了规范，将行为能力分为专业能力和个人能力，专业能力细分为知识与技能维度，个人能力细分为社会能力和自主性维度。“双元制”职业技能培训领域的资格属于国家资格框架的主体部分。经过多年的发展，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不断完善，形成了自身特色和“双元制”模式。（三）日本“多层次立体化”模式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期仿照德国建立了“双元制”职业技能培训模式，“二战”后受美国的影响再次进行了改革，逐渐变为“单轨制”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适应新的时代需求，日本成立了临时教育审议会，对职业技能培训进行了改革，呈现出“多层次立体化”的特点。日本将职业教育分为学校职业教育、社会职业教育和企业职业教育，其中，社会职业教育和企业职业教育属于职业技能培训的范围。日本企业会根据岗位性质、工作性质的不同需求，制订不同的培训方案，进行分类分层职业技能培训。2003年日本文部科学省推出了“青年自立、挑战计划”，鼓励年轻人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并明确了日本职业技能培训的目标：一是为了提升待就业者的知识技能储备，保障学校教学内容与社会人才需求的有效衔接；二是通过学习者对职业道德、职业技能、职业精神等方面的学习，深化学习者对职业领域的认识，提升整体素质，使学习者具备“职人精神”。日本职业技能培训受众多、范围广，企业不仅为新员工、在职员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也为即将退休的员工提供参与培训的机会。同时，日本职业技能培训内容覆盖范围也较广，从基本的安全教育、职业道德、工作纪律到专业技能的培训，确保能够帮助员工解决日后工作中遇到的大部分问题。为了适应产业结构变化对技能培训的新需求，日本的培训机构一直注重动态调整培训内容。当前，日本的产业重心转移到节能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职业技能培训的重点也转移到更多关注、帮助学习者“知识技能”的获得。日本的职业技能培训与员工的发展还存在密切关系。一方面，日本企业的工作岗位十分稳定，企业员工有强烈的意愿提升自身的职业技能水平，力求在工作岗位上取得更加突出的成绩；另一方面，日本企业在职业技能培训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企业加大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投入，愿意支持员工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另外，日本企业的新员工在正式入职前，都要经历长达半年的职业技能培训，一些专业性强的岗位员工要经历长达9个月甚至是一年的培训。日本通过“多层次立体化”的职业技能培训来完善技能人才培训制度，提升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以应对外部环境对本国产业的冲击。二、美、德、日三国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实践经验（一）坚持需求导向，满足学习者多样化需求美、德、日三国的职业技能培训非常关注重点人群的多样化需求，在注重提升学习者技能的同时，进一步挖掘和培养其他方面的技能。美国每年为超过2100万的美国公民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以就业为导向，重点服务退伍军人、刚被解雇的职员、劳动技能低下的成年人、缺乏工作经验的青年人、身体患有残疾的人、心理疾病患者等群体，满足他们的多样化职业培训需求。德国的职业技能培训非常关照低技能人群、无固定工作人群、兼职人员等重点群体，尤其是注重对无业妇女、老年工人和贫困移民等人群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早在1953年，德国专门成立了职业进修公司，这是一个公益性的培训组织，也是一个面向失业群体的培训企业，按照企业形式运作，对国内重点人群实施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德国职业技能培训由最初的注重提升职业技能、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转变为基于“终身学习”的职业行动能力提升。德国的职业技能培训能够帮助重点人群实现多样化的需求，帮助他们就业、转岗乃至升职、加薪等。日本则通过实施公共训练，对不同主体开展不同的培训项目，各都道府县均设有公共职业训练设施，主要实施如养成训练、提高训练、能力再开发训练、残疾人士职业训练以及指导员训练五种类型的培训项目。（二）强化立法保障，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法律手段支持职业技能培训是发达国家的通用做法。美国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立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产生和发展阶段，以1962年的《人力开发与培训法案》为代表。职业技能培训从职业教育当中分离出来，交由劳工部门管理，主要为受到经济萧条影响的人群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重返职场。第二个阶段是确立与成熟的阶段，以《职业训练合作法》和《卡尔•帕金斯职业教育法案》为代表。1982年的《职业训练合作法》规定了参与培训的主体以及各主体的责任和培训的主要内容，针对经济弱势群体提供失业人员技能培训项目、青年就业培训项目、老年就业项目等，以就业咨询和帮助、工作技能培训、职业开发等为主，强调对职业技能培训教师和管理人员进行相关培训。1984年的《卡尔•D.帕金斯职业教育法案》强调职业技术培训与职业教育重新相互融合，而且建议德联邦拨款重心放到为家庭经济困难人员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第三个阶段是调整与改革的阶段，以1998年的《劳动力投资法案》为代表。该法案将职业教育、成人继续教育、就业培训三种教育体系统一起来，建立个人培训账户，通过一站式服务体系为失业人员和有意愿自我提升的学习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服务。经过不断的改革发展，美国逐渐形成了完善的职业技能培训法律法规。德国《职业教育法》《企业基本法》《联邦职业教育促进法》等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法律法规从确定职业教育大方向、健全职业技能培训合同制度、明确多元主体的责权利关系、建立公平客观的质量考评体系、严格把控培训教师资质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为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确保职业技能培训有法可依，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法律体系。日本根据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技能培训的需要，最早在1947年颁布了《劳动基准法》和《职业安定法》。其中，《劳动基准法》规定了劳动基准和职业训练目的等，《职业安定法》规定“为了使劳动者能够从事某种特殊技能的职业，应给予相关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培训”。在此基础上，日本于1958年颁布了《职业训练法》，该法律是职业技能培训的基本法律。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职业训练法》每五年修订一次，为日本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丰富了劳动者的工作经验，提升了劳动者的工作能力，为劳动者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稳步提升了劳动者薪酬，实现了社会稳定发展的目标。此外，日本还于1999年颁布实施了《雇佣—能力开发机构法》，该法规定设立职业能力开发综合大学校，负责对教育培训员的培训和职业训练的研究。（三）注重能力导向，健全国家资历资格框架国家资格框架是发达国家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美国职业资格框架由知识和技能这两个标准维度构成，是以能力为导向的全国性学习成果认证框架，主要聚焦中学后教育和培训的资历。其中，技能又分为专业技能、个人技能和社会技能，并对每一种技能所含的能力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美国完善的资格框架结构，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奠定了基础。德国的国家资格框架包括资格等级标准、资格类型标准以及各教育领域的资格类型规范。其中，德国的资格等级标准被描述为两个能力领域、四个专业能力和若干子能力类型。专业能力是资格等级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受德国联邦政府的重视。职业技能领域的资格是德国国家资格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了职业技能领域的资格类型的开发，是构建德国国家资格框架标准体系的关键技术，是实现各类教育资格互认的需要。在国家资格框架的基础上，德国联邦政府进行了职业技能资格框架的开发，明确规定每个职业活动领域的资格要求以及职业资格的名称、学制、毕业资格、专业能力要求、个人能力要求等，并且具体细化到每个资格的不同等级要求。从内容层面来说，德国职业技能资格框架是以能力为本位、学习成果为导向的，非常重视学习者的专业能力和个人能力。这与德国《职业教育法》规定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最终目标是提升个体的综合职业能力相吻合。2010年，日本政府围绕本国产业升级对提升劳动者职业实践能力的现实要求，制定了《实践能力提升战略规划纲要》，并于2011年印发了《职业能力提升战略》，确立了全国职业资格评价细则、评价等级、执行步骤、实施方法、结果应用等内容，由此开启了“职业段位”制度。“职业段位”制度是日本职业资格框架的核心构成，是以职业能力等级、职业资格为中心的评价制度的总称。根据“职业段位”制度，日本国家职业资格框架包括职业能力的等级、实施职业段位的行业以及职业段位的评价等内容。其中，职业能力的等级职业段位由低到高总共分为七级。（四）加大资金投入，拓宽多元化资金筹集渠道为了加快发展职业技能培训，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建立了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渠道。美国建立了以企业为主体、联邦政府、学习者、私人机构以及慈善机构等多元化资金供给体系。2020年，美国职业技能培训费用的来源中，企业投资占比超过42%，个人和家庭投资占比超过35%。为了进一步提升职业技能培训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适应性，美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对职业技能培训投入进行了改革，开始着重发挥政府培训资金的导向作用。例如，由政府确定培训资金所投入的项目，只有参加这些培训项目的机构和学习者才能获得培训经费的补助，或者按照学习者人数确定培训经费的数额，以此解决培训项目与市场需求相互衔接不畅的问题；美国联邦政府还同全国460个职业技能培训委员会签订了合同，整合各类培训资源，为美国民众提供更多免费培训的机会。在德国，企业资助是德国“双元制”职业技能培训的主要资金来源。企业除了负责投资兴建职业技能培训中心、购买职业技能培训所需设备外，还要负责发放学徒的职业技能培训津贴。同时，德国政府还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并为参与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日本政府采用了追加经费奖励政策，通过增加补助金额等方式加大了资金方面的投入。此外，日本还对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中小型企业给予税收和融资方面的优惠政策，为帮助在职员工进行培训的企业雇主提供补助金。自2015年起，日本政府针对失业人群提高了参与就业培训计划的补助标准，失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补助由过去每月6万日元提升至10万日元。（五）强调多元协同，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多主体参与的培训格局梳理美、德、日三国职业技能培训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共同点是均建立了以政府、企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的模式。美国为保证职业技能培训满足社会受众的需求，普遍建立了紧密的校企合作关系，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与工商企业界联合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服务。其中，职业技能培训机构除聘请工商企业界技术专家作为兼职培训教师以外，还通常会与工商企业界共同围绕职业技能培训方案、培训大纲以及培训课程进行讨论，并派职业技能培训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使其随时掌握本行业的发展趋势和技能需求，以更好地对受众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工商企业界则向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提供市场需求信息，不定期将员工送到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进行培训，提升其职业能力和职业发展的适应性。同时，工商企业界与职业技术教育机构合作的另一种形式是直接购买培训服务，由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根据工商企业界的现实需求，供给特定的技能培训项目。在职业技能培训的发展中，美国各级政府主要发挥着统筹协调作用，协调各方面的需求。在德国，虽然职业技能培训主要是由职业学校和企业联合开展，但是德国联邦政府也承担了主导、协调等重要职责。2004年6月，德国联邦政府与私营企业协会签订了协议，共同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相关工作。德国联邦政府还积极鼓励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量，要求各州的职业院校与企业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实现学分互认。另外，为了适应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发展需求、资格认证的新需求以及不断产生的职业种类变化，德国联邦政府加强了对培训资源的整合力度，建立了跨企业的培训中心，成为德国职业教育中重要的办学主体，是企业与学校双元主体之外的德国职业教育的第三元。作为企业内部培训的补充，培训中心可以帮助企业员工升级职业资格证书。德国联邦政府会根据培训中心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为其提供培训补贴。德国职业技能培训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日本政府在促进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发展过程中，积极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一方面，鼓励企业开办企业大学或者研修所对企业员工进行培训。在日本政府的引导和带领下，当地企业非常重视员工的职业技能提升，企业对劳动力资源的投资比例往往高于对设备的投资。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还积极与民间教育组织共同办学，允许民间教育组织联合政府资源，开展多样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活动，保证职业技能培训的内容适应时代需求。三、对推动我国职业技能培训发展的启示（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构建需求主导型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我国建设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必须重视市场需求，加强多方协同，激发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构建需求导向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首先，针对行业企业开展分类调研，充分了解市场主体对劳动者技能及职业素养的需求，增强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其次，构建完善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引入和退出机制，及时引入符合市场需求的项目，并提供资金支持和政策优惠。不符合市场需求的项目及时退出市场，可避免占用公共资源。再次，落实“终身学习”的理念，为学习者量身定制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帮助广大受众群体持续提升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最后，建立“一站式服务中心”，为学习者提供终身技能培训服务，更好地提升学习者的技术技能、就业质量、创业能力，从而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二）以新职教法为基础，构建完善的职业技能培训法律保障体系我国在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要加快构建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体系。首先，从国家层面立法，明确职业技能培训的未来规划、主要目标、地位、组织机构、实施程序以及预期的效果等，实现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法律化和系统化，最大限度地消除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随意性，使职业技能培训有法可依。其次，围绕我国职业技能培训存在的问题，以新职教法为基础，持续完善职业技能培训相关法律保障体系，加强法律保障体系的完善和修订工作，增强法律法规的针对性和可行性。再次，从相关政策层面细化职业技能培训的具体实施细则，明确要解决的问题、未来期望达到的目标以及当前阶段应采取的解决措施，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最后，从法律层面规定政府资金投入是职业技能培训的主要资金来源。职业技能培训面向的群体多、范围大，仅依靠社会力量难以保障培训体系的正常运行，因此，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为职业技能培训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三）以国家资历框架为纽带，促进职业技能培训与其他教育类型有效衔接我国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必须加强职业技能资格框架建设。首先，要确立职业技能资格框架在国家资历框架中的核心地位。建设职业技能资格框架就是为了促进职业技能培训与其他教育领域衔接，同时协调职业技能培训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供需矛盾，实现人力资源的高效开发和自由流动，落实终身学习理念。其次，基于国家资历框架，制定职业技能培训标准，加快我国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相互融合，推动各类教育之间的互通互认，为建设更加完善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奠定基础。再次，以能力为本位，注重对学习者知识、技能、能力等各方面的考核，将学习者的学习成果作为判定资格等级的主要依据，倒逼学习者努力获取学习成果，提升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最后，设计不同能级的能力标准，准确反映出工作过程对于学习者各项职业能力的要求。按照不同职业、不同岗位的工作流程，将所需知识、技能进行详细的分解，形成完整的、基于工作过程的能力标准和资格框架，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四）以政府资金为主导，健全社会资本参与的市场化投入机制我国职业技能培训投入机制不够完善、投入资金来源较为单一，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健全职业技能培训投入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投资。首先，要加大对职业技能培训的资金投入力度。通过政府充足的财政投入，发挥资金的导向性作用，激励多元主体参与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入职业技能培训。其次，加强财政投入的精准化分配，确保财政资金的分配精准到职业技能培训项目的各个环节，采用按照培训成果分配的形式，对培训成果显著的项目要进行财政资金的倾斜，激励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提升培训质量。最后，制定企业优惠政策。对于积极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组织工作的企业给予政策和税收方面的优惠，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新职教法明确规定了“国家鼓励、指导、支持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依法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因此，在职业技能培训过程中，要将相关规定落到实处，为社会资本参与职业培训创造条件，不断提升职业技能培训供给能力、提高职业技能培训质量。（五）以统一的职业技能培训标准为依据，强化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机制我国要保障职业技能培训有序推进，确立职业技能培训标准、明确职业技能培训的关键要素、统一职业技能培训标准是关键。首先，由多元主体制定培训标准。政府邀请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职业技能培训标准的制定，鼓励企业、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参与，提升职业技能培训标准的认可度。其次，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在制定培训标准的过程中，发挥政府的协调作用，帮助多元主体实现自身合理的利益诉求，为制定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培训标准创造条件。再次，建立培训标准的动态管理机制。随着产业不断转型升级，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政府应定期组织多元主体代表进行调研，及时对职业技能培训标准进行动态修订和更新，保证职业技能培训标准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适应。最后，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监督机制。保证培训标准能够落到实处，切实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的质量，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更加优质的人才。（六）以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发展为支撑，不断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量职业技能培训的质量主要取决于教师的培训能力及职业技能水平。我国职业技能培训教师的流动性比较强，且分布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的要求不尽相同，对于职业技能培训教师的要求也不同。因此，在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教师的培育时，要注重提升教师的专业化水平。首先，针对不同职业培训领域的教师制订不同的职业发展方案，明确其职业发展的阶段和相应的能力标准，开展相应的认证培训，注重培训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使其掌握基本的教育教学方法。其次，为获得认证的教师定制培训档案，详细记录其成长轨迹，帮助他们不断提升教学水平。再次，鼓励教师在承担专业教学、职业培训等工作的同时，提供相关培训咨询、问题诊断、培训成果测评等咨询服务。在此过程中，激励教师不断学习成长，进一步加深对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理解和认知。最后，建立针对职业技能培训教师的资格认证制度，为符合要求的教学人员颁发证书。同时，实施资格证书定期审核制度，持续提升教师的自身综合素质，不断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的质量。美、德、日三国职业技能培训的经验表明，职业技能培训对构建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适应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就业等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全球后工业化时代变革的开启，我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逐步消退。为此，我国必须加快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增强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从提供法律保障、建立国家资历框架、拓宽多元化经费渠道等方面给予支持，为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建设技能型社会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作者/ 王 瑞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蔚志坚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陈炯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