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法规
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期，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满足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社会高质量就业的迫切需求。文章旨在阐明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意义，探讨了职业本科院校作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主体在人才培养定位、培养规模、质量保障体系以及社会认可度等方面面临的挑战。通过明确培养定位、深化校企合作、加大社会宣传力度和构建多元质量保障体系等相应的策略优化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进一步推动职业本科的高质量发展。关键词：职业教育；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奠定坚实基础。进入工业4.0时代，各类高新技术行业亟需职业本科教育培养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以满足产业新旧动能的转换。据教育部统计，2021年职业本科院校专业设置面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产业人才实际需求，较原有试点专业调整幅度达260%；2022年我国32所职业本科院校招生人数为7.63万人，比上年增长84.39%。由此可见，职业本科教育近年来发展迅猛，对填补我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方面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缺口起着重要作用。一、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现实意义职业本科教育所培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集高水平技术技能与高层次专业理论知识于一身、能具体实现工作方案或完整完成一系列操作的高水准复合型人才。对于职业本科院校而言，需要根据明确的产业就业导向，通过校企合作、产学结合等途径，使培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具备较强的服务意识、精益求精的工作习惯、大国工匠的精神品质等。［1］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坚实支撑。职业本科通过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可以完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改革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这对于实现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顺应高新技术产业转型、促进建设技能型社会的战略目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1.完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推动职业教育自身高质量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紧紧把握时代性和发展性的特点，根据当前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各种要求，促进中等职业教育、专科层次职业教育、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纵向贯通与有机衔接，优化完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要积极贯彻落实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大职业教育观，在顺应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下推动职业教育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要充分发挥高水平、复合型的教育特色，提高职业本科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其关键在于要明确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在定位上的区别。职业本科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定位是面向特定职业岗位的工程型人才，即在技术知识和实操技能等方面优于基础性技术技能人才，在高端型和复合型等方面区别于专门化的技术技能人才。职业本科所培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面向高端产业链的职业人才，完善了原本由专科层次职业教育来培养技术型人才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巩固了职业教育应有的类型地位，推动构建职业教育人才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对促进职业教育扎实迈向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作用。2.改革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适应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发展需求职业本科作为培养面向高端产业技术技能人才岗位需求的高等教育类型，相较于普通本科院校，能更加灵活地设置相应的专业课程来满足高新技术产业的实际需求，以帮助学生在课程中获得能够满足岗位要求的技能和知识，从而增加他们在职场中发展的机会，提高自身竞争力。当前我国高端产业链发展迅速，众多产业在智能化、数字化背景下对劳动力市场中的人才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职业本科通过改革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模式，可以较好地匹配新时代下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对于职业本科院校而言，开设与当地产业相关性较强的专业有利于深化产教融合进程。我国现有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省域产业特征，地市或县域产业发展存在集中、单一的特征，这意味着职业教育在区域层面上进行深度产教融合更具操作性和可行性。对于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更要统筹利用高水平高层次的各类企业资源，建设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提高校企双方合作育人水平，形成互利共赢的良好发展模式。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职业教育作为一种跨界教育，要坚持知行合一、工学结合，促进产教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校企“双元”育人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当前我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各类高新技术产业迅速转型，因而要考虑职业教育的改革先行于社会发展。加快促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职业本科教育是大势所趋。3.提升职业教育社会地位，促进实现建设技能型社会的战略目标职业本科通过培养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可以不断提高自身教育质量，推动高新技术产业革新并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这对于改善社会大众“重普轻职”的传统观念、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加快建设技能型社会有深刻意义。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突出，“就业难”与“技工荒”并存。近年来技工求人倍率稳定在1.5以上，高技能人才求人倍率稳定在2以上。［2］这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脱节现象。职业本科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可以通过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来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进而助力技能型社会的战略转型。我国学历社会已初步形成规模，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社会教育体系的主导理念正逐步转向建设技能型社会。技能型社会是全面提升国家科技水平、经济发展、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2021年《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指出：“到2035年，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会基本建成。”职业教育对于建设技能型社会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提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两种类型教育，这体现了国家从法律层面坚持提高职业教育社会地位的决心。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设立不仅能够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还能为实现技能型社会的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二、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数据显示，2022年度高职（专科）招生人数为 538.98万人，其中职业本科为7.63万人，仅占1.42%。《意见》中提出“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这意味着到2025年职业本科招生比例至少要提高8.5个百分点，按现有高职（专科）招生规模测算，至2025年职业本科招生规模要达到近54万人，是现有招生规模的7倍之多。同时，新一轮的全球科技革命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产业转型阶段，国际经济领域竞争激烈，导致国内对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量日益增加。职业本科肩负着培养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艰巨使命。从现实角度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培养定位不够明确、人才培养规模与行业需求差距较大、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不健全以及社会认可度不高等方面存在与新时代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1. 培养定位尚未明确。从职业院校内部来看，由于当前我国尚未明确规定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定位，所以很多职业本科院校仍沿用原有办学模式，传统的办学底色难以完全褪去，人才培养定位尚处于摸索阶段。在我国现有的32所职业本科院校中，有22所是由高职院校直接升格而来的，9所是由高职院校和独立院校合并专设的，1所是由独立学院转设而来的。从2019年首批建设的职业本科院校诞生至今不到4年时间，职业本科教育尚处于试点阶段。多数职业本科院校受原有办学惯性影响较大，不能及时摆脱原有层次的人才培养定位。此外，职业本科与应用型本科在办学定位上均属于本科层次，二者存在一定相似性但又有区别。职业本科院校在人才培养定位上容易与普通本科和应用型本科混淆，在人才定位上难以体现职业本科特有的人才培养属性。从外部环境来看，我国职业本科人才培养定位缺乏顶层设计，尚未明确规定职业本科人才培养定位。同时，当前我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还没有建立相应的、专业权威的监督保障体系来支持其发展。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与国家建设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职业本科院校需要突破传统职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思维定势。2. 培养规模与行业需求差距较大。从人才培养规模上看，至2021年我国技能型人才仅占全国9亿劳动者人数的26%，与发达国家40-50%的占比差距较大。其中，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包括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数量近6000万人，占比仅为6%，［3］远远不能满足各行各业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另外，根据《制造业人才发展规 划指南》中的统计，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2020年的人才缺口超过1900万人，到2025年这个数字将接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而这些人才缺口主要面向高端产业链，对岗位或岗位群的能力层次要求较高。尤其是近年来高端产业链发展迅速，众多产业在智能化、数字化背景下对劳动力市场中的人才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指出到“十四五”时期末，我国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 30%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1/3，东部省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35%。而当前我国职业本科2022年招生人数仅为7.63万人，作为起着培养高技能人才基础性作用的本科层次职业院校，职业本科必须扩大招生规模，并根据行业需求壮大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否则难以满足产业经济升级和国家高质量发展对人才的需要。3. 培养质量保障体系不健全。我国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院校主要包括转型、升格和转设院校，然而这一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人才培养质量的保障机制不健全。主要原因在于职业本科院校办学模式较为落后、办学基础较弱、办学主体单一、政府支持力度不足等。尽管我国拥有世界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但许多职业本科院校仍存在资源和条件匮乏的问题，大部分院校的硬件设施如校舍设施、实训基地、实验仪器等都存在投入不足的情况，这严重地制约了职业本科教育的稳步发展。另外，职业本科院校师资队伍的素质和水平也是一个亟待提升的软实力问题。职业本科教育一般要求专业教师不仅具备较强的基础理论教学能力、科研创新能力，还必须聚焦于实际工作不断优化与革新专业技能，尤其对双师型教师要求较高。因此，必须加强硬件设施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才能保证落实职业本科教育的提质增效。最后，目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质量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社会、企业、学校等多方对于职业本科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足。当前职业本科教育实际服务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项目成果较少，其培养的人才尚未实现学习成果与企业利益、社会贡献三者的有机衔接和转换，导致政、社、企、校等多方未能共同搭建起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4. 社会认可度有待提高。根据2021年4月30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大型问卷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社会认可度、人才培养质量和地方政府重视程度是当前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三大困难，其中社会认可度排名第一。职业教育在大众的传统观念中是面向一般性就业为主的教育类型，而我国社会大众长期受“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影响，往往把职业教育看作是由于“成绩不佳”的被迫选择，“职业”二字使得职业本科和技术技能人才的教育价值深受遮蔽，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降低了职业本科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大众对职业本科社会认可度不高的原因之一是社会媒体宣传不够。《报告》显示，中职学生、高职学生和家长通过“社会媒体”途径了解职业院校的比例分别仅占20.52%、23.73%和11.93%，与“他人推荐”和“学校平台宣传”等途径相比占比最低。社会媒体对职业教育的宣传力度不足，导致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缺乏深刻了解，尤其是对作为新兴事物诞生的职业本科感到陌生就更不足为奇了。据此，职业本科教育迫切需要通过各类社会媒体的大力宣传，提高社会认可度。职业本科教育的社会认可度较低还直观反映在招生方面。有学者对2021年本科招生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在21所民办职业本科院校中仅有6所一次性招满，占比不到30%。［4］并且通过查阅各个职业本科院校官网的招生数据发现，其招生分数线普遍低于普通本科。这表明职业本科院校整体处于本科招生选择的末端，地位明显低于普通本科，特别是公办本科，因此职业本科的社会认可度亟待提高。在社会层面，受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及筛选假设理论的影响，职业本科教育难以破除长期以来形成的以知识传授和知识接收为主的人才培养桎梏。在此背景下，导致大众对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认可度普遍较低。三、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优化策略职业本科作为高层次的职业教育，担负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的重任。职业本科教育要紧密结合“三教”“三融”，打通职业本科人才的上升发展之路，促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转化为现实生产力。1. 明确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定位。明确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定位应当注意区分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应用型本科的人才培养定位。首先，在培养目标上，职业本科培养的是职业型技术技能人才。要注重促进个人发展目标与社会发展方向相结合，促进学生将职业理念与人生理想紧密结合；其次，在培养层次上，职业本科要对应高层次的产业需求来设置相应的专业标准，并且其培养方案要更加注重兼顾技术与技能，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再次，在培养方向上，随着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职业本科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主要途径，人才的培养要从传统学习方式向数字化学习方式转变，需要综合掌握具有科学性和专业性的技术技能知识。随着工业生产走向高技能阶段，行业企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智力技能要求较高，综合素质能力中的操作技能占比下降，职业本科在人才培养中要注重将信息技术等科学理论知识灵活应用于实际生产制造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职业本科不是应用型本科的“翻版”，也不是高职专科的“加长版”，这意味着职业本科院校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必须转向以行业需求为导向，兼顾掌握专业的信息技术知识和科学的技术技能理论。此外，国家和相关教育部门需要出台相应政策，明确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定位。国家顶层设计作为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的手段，可以有效确保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力资源的高质量稳定供给。应鼓励职业本科院校注重发掘学生潜能，鼓励其掌握多种知识与技能，以构建层次分明、衔接紧密的职业教育体系。综上所述，职业本科院校需要充分发挥其职业性和高等性相统一的特点，进一步明确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定位，才能更好满足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巨大社会需求。2. 深化职业本科院校以行业需求为导向的校企合作。深化以市场为导向的校企合作，一方面可以依托行业企业的力量，壮大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另一方面可以满足企业高层次、高质量的人才需求，促进实现校企双方合作育人的互利共赢局面。首先，职业本科院校要与迫切需要实现产业升级的行业企业加强合作，尤其对于高技术含量的行业岗位以及适合长学制培养的先进制造业岗位进一步加强产学结合。要面向生产、管理、服务等一线工作，落实教学范式实施成效，优化教育生态环境，扩大职业本科院校人才培养规模。其次，要促进职业本科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满足行业实际需求，可以通过创办产业学院、校企双方投入等方式，搭建人才培养和员工培训的“双元”环境，以搭建平台化、提供项目化、促进生态化的方式加快产业技术开发、项目难题攻关和科研成果转化，着力提高校企合作双元育人的深度和效度。最后，充分发挥地区资源优势，加强校企合作。东部优质职业本科院校可以与当地行业企业建立校企利益共同体，将企业需求纳入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实现教育与产业融合，在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的同时，促进企业在校企合作进程中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总之，职业本科院校需要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和技术变革需求稳妥地扩大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模，更好地深化以市场为导向的校企合作，为产业升级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才能持续稳定地延续职业本科院校长期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3. 加快构建职业本科多元化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遵循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角度出发，构建“政社企校”四位一体的多元质量保障体系，是促进职业本科形成科学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在政府政策方面，政府是职业本科院校办学经费的主要投入者，财政的大力支持和相关教育部门的政策引导能为职业本科提供更优质的办学资源并促进其提质培优。在社会媒体方面，需要发挥正能量，呼吁大众摘掉对职业本科教育的“有色眼镜”，改善职业本科教育社会认可度较低、缺乏社会知名度等窘境，由此增强职业本科院校的办学信心，促进其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在企业方面，促进以市场为导向的校企合作。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必须紧紧围绕高端产业和高新技术等领域的高质量人才需求，保证该类人才的优质资源在行业企业中被充分利用。在职业本科院校方面，结合“三教”“三融”的要求，与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相衔接，拓宽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上升发展空间。在组织层面要求职业本科院校加强产教融合，共同推进教师、教材、教法以及教学评价方式的改革，推动职业本科教育实现提质增效的根本目标。通过政府、职业本科院校、社会媒体、行业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的通力合作、协同治理，构建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多元质量保障体系。这一体系既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要，又能为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保障。4. 逐步扩大职业本科的社会影响力。提高职业本科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必须加大职业本科尤其是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影响力。在社会舆论层面和行业企业层面使广大人民群众 以及业内人士意识到职业本科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是拥有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并可以胜任生产研发工作和统筹管理工作的优质稀缺人才。一方面，可以通过新闻媒体等的正面宣传，如学习强国、央视媒体、地方政府公众号、各地教育部门官网等渠道对职业本科教育加大宣传，拓宽社会大众对职业本科教育的了解渠道。加强社会大众对职业本科院校的优势特色、办学情况等的认知，逐步提高职业本科的社会声誉，吸引更多的优秀学子报考，改善生源质量，进而提升职业本科的社会认可度；另一方面，教育部门可以鼓励一些优质的公立高职（专科）院校升格（如2023年5月22日教育部公示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升格，设立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并吸引广大企业和投资者参与办学，完善职业本科院校硬件设施建设，增强职业本科院校在招生方面的宣传优势；最后，利用政府政策引导，出台相关普惠政策，提升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薪资待遇和社会地位，例如，向高技能人才提供城市落户资格、帮助解决其配偶就业和子女入学等问题，通过改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福利待遇，吸引社会大众对职业本科的关注，进一步加强人们对职业本科教育的深刻了解。通过逐步扩大职业本科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度，让广大人民群众意识到职业本科教育是面向大众的、开放式的职业生涯教育，是顺应世界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大趋势。 参考文献［1］ 顾建军.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现代意蕴与职业教育调适［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5）:20-25.GU Jianjun. The Modern Implication and Educational Adjustment of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Technical and Skilled Personnel［J］. Journal of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2021（5）:20-25.［2］“ 就业难”“ 技工荒”并存 如何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EB/OL］. 中国经济网，［2023-03-20］. http://views.ce.cn/view/ent/202103/22/t20210322_36399358.shtml. “Employment Difficulties” and “Shortage of Skilled Workers” Coexist， How to Solve the Structural Employment Contradiction? ［EB/OL］. China Economic Net，［2023-03-20］. http://views.ce.cn/view/ent/202103/22/t20210322_36399358.shtml.［3］ 全国技能人才总量超 2 亿 占就业人员比例超过 26%［EB/OL］. 中国政府网，［2023-05-01］. http://www.gov.cn/xinwen/2022-06/03/content_5693813.html.Total Number of Skilled Personnel Exceeds 200 Million Nationwide， Accounting for over 26% of Employed Workers ［EB/OL］. Official Website of Government，［2023-05-01］. http://www.gov.cn/xinwen/ 2022-06/03/content_5693813.html.［4］ 王丹霞，王兴. 职业技术大学招生现状、主要困境及对策［J］.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22（3）:44-48.WANG Danxia，WANG Xing. Status Quo of Enrollment，Main Dilemma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Universities［J］. Journal of Wenzhou Polytechnic，2022，22（3）:44-48.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是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重要举措，也是建设技能型社会的重要支撑。美国、德国、日本三国非常重视职业技能培训，经过多年的发展，分别形成了“生涯与技术教育”模式、“双元制”模式以及“多层次立体化”模式。分析美、德、日三国职业技能培训经验，可归纳为满足学习者多样化需求、建立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健全职业技能资格框架、落实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机制、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促进职业技能培训教员的专业化发展等。借鉴其成功经验，我国职业技能培训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新职业教育法为基础，以国家资历框架为纽带，以政府资金为主导，以统一的职业技能培训标准为依据，以教师队伍专业化支撑，构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育有效衔接、互相融通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量和服务效能。关键词：职业技能培训；生涯与技术教育；双元制；多层次立体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育训并举是职业教育的法定职责。《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完善学历教育与培训并重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新职教法”）明确规定：“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由此可见，国家从法律法规、政策层面上将职业技能培训摆在了与学历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面向社会人员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推动学历教育与培训相融合，既有利于促进产业升级、促进就业创业，也有利于提升劳动者素质，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纵观美、德、日三国职业教育发展史，其职业技能培训是随着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发展起来的，并逐渐形成了自身特有的体系和模式。美国政府从1960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开始重视职业技能培训，通过构建完善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提升了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整体素质，有效地满足了产业发展的需求。20世纪60年代，德国通过大规模的职业技能培训让失业员工实现了转岗再就业，促进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了德国制造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日本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通过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降低了失业率，实现了经济的稳步增长。因此，我们可分析美、德、日三国职业技能培训模式的特点和经验，并结合我国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的现实要求，补足我国职业技能培训的短板，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一、美、德、日三国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模式分析（一）美国“生涯与技术教育”模式美国的职业技能培训又被称为“生涯与技术教育”，是以政府为主导、市场适当调节，将学分制贯穿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教育的一种职业技能培训类型。美国职业技能培训贯穿于学习者终身职业生涯，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职业技能培训多样化，包括语言技能培训、成人基础知识培训、学历提升培训、学徒制培训、技能提升培训、个人职业发展培训等。学习者可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培训项目，所获得的培训成果可以累计学分，通过“学分制”纽带，实现不同层次学校教育、职业技能培训以及其他社会培训的学分互换、融会贯通，实现终身学习。二是职业技能培训灵活化、个性化，学习者可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兴趣爱好确定学习时间、选择学习项目、安排学习计划，为他们的学习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三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在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针对市场需求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将培训、教育和就业的项目统一到“一站式服务中心”，为各个阶段、不同需求的学习者提供核心服务、密集服务和培训服务。“一站式服务中心”改善了美国以往培训服务与市场脱节的问题，增强了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吸引了更多人主动参与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了学习者的就业能力和职业竞争力。（二）德国“双元制”模式与学校单独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的国家不同，德国的职业技能培训主要由企业和学校联合提供，采用“双元制”模式，以职业场所的实践性学习为主，以职业学校或培训机构提供的理论教育为辅。其主要特征：一是有法律保障的“双元制”。第一，学习场所的“双元性”。德国从法律层面上规定了学校和企业是职业教育培训的两个主体，为职业技能培训的实施提供有效保障。早在1969年，德国联邦政府制定出台了《职业教育法》，对职业培训中学生和企业的权利、义务统一做了规定，明确了不同场所的学习任务、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明晰了职业技能培训的监管问题，规范了职业技能培训的标准等。同时，还特别强调了“双元制”职业技能培训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培训生的职业能力，使其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职业环境。第二，职业技能培训管辖的“双元性”。从国家层面进行立法，由各州制订具体培训计划，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职业技能培训均具有管辖权；同时，德国《职业教育法》对于联邦和州政府的责任及权利也进行了明确的划分，二者必须进行协调与合作，确保职业技能培训的成果符合统一的国家标准。二是完善的国家资格框架。德国国家资格框架是对不同教育类型资格进行归类的工具。通过把各种类型教育当中的各项资格进行衔接归类，打破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壁垒。德国国家资格框架还对职业技能培训进行了规范，将行为能力分为专业能力和个人能力，专业能力细分为知识与技能维度，个人能力细分为社会能力和自主性维度。“双元制”职业技能培训领域的资格属于国家资格框架的主体部分。经过多年的发展，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不断完善，形成了自身特色和“双元制”模式。（三）日本“多层次立体化”模式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期仿照德国建立了“双元制”职业技能培训模式，“二战”后受美国的影响再次进行了改革，逐渐变为“单轨制”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适应新的时代需求，日本成立了临时教育审议会，对职业技能培训进行了改革，呈现出“多层次立体化”的特点。日本将职业教育分为学校职业教育、社会职业教育和企业职业教育，其中，社会职业教育和企业职业教育属于职业技能培训的范围。日本企业会根据岗位性质、工作性质的不同需求，制订不同的培训方案，进行分类分层职业技能培训。2003年日本文部科学省推出了“青年自立、挑战计划”，鼓励年轻人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并明确了日本职业技能培训的目标：一是为了提升待就业者的知识技能储备，保障学校教学内容与社会人才需求的有效衔接；二是通过学习者对职业道德、职业技能、职业精神等方面的学习，深化学习者对职业领域的认识，提升整体素质，使学习者具备“职人精神”。日本职业技能培训受众多、范围广，企业不仅为新员工、在职员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也为即将退休的员工提供参与培训的机会。同时，日本职业技能培训内容覆盖范围也较广，从基本的安全教育、职业道德、工作纪律到专业技能的培训，确保能够帮助员工解决日后工作中遇到的大部分问题。为了适应产业结构变化对技能培训的新需求，日本的培训机构一直注重动态调整培训内容。当前，日本的产业重心转移到节能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职业技能培训的重点也转移到更多关注、帮助学习者“知识技能”的获得。日本的职业技能培训与员工的发展还存在密切关系。一方面，日本企业的工作岗位十分稳定，企业员工有强烈的意愿提升自身的职业技能水平，力求在工作岗位上取得更加突出的成绩；另一方面，日本企业在职业技能培训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企业加大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投入，愿意支持员工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另外，日本企业的新员工在正式入职前，都要经历长达半年的职业技能培训，一些专业性强的岗位员工要经历长达9个月甚至是一年的培训。日本通过“多层次立体化”的职业技能培训来完善技能人才培训制度，提升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以应对外部环境对本国产业的冲击。二、美、德、日三国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实践经验（一）坚持需求导向，满足学习者多样化需求美、德、日三国的职业技能培训非常关注重点人群的多样化需求，在注重提升学习者技能的同时，进一步挖掘和培养其他方面的技能。美国每年为超过2100万的美国公民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以就业为导向，重点服务退伍军人、刚被解雇的职员、劳动技能低下的成年人、缺乏工作经验的青年人、身体患有残疾的人、心理疾病患者等群体，满足他们的多样化职业培训需求。德国的职业技能培训非常关照低技能人群、无固定工作人群、兼职人员等重点群体，尤其是注重对无业妇女、老年工人和贫困移民等人群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早在1953年，德国专门成立了职业进修公司，这是一个公益性的培训组织，也是一个面向失业群体的培训企业，按照企业形式运作，对国内重点人群实施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德国职业技能培训由最初的注重提升职业技能、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转变为基于“终身学习”的职业行动能力提升。德国的职业技能培训能够帮助重点人群实现多样化的需求，帮助他们就业、转岗乃至升职、加薪等。日本则通过实施公共训练，对不同主体开展不同的培训项目，各都道府县均设有公共职业训练设施，主要实施如养成训练、提高训练、能力再开发训练、残疾人士职业训练以及指导员训练五种类型的培训项目。（二）强化立法保障，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法律手段支持职业技能培训是发达国家的通用做法。美国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立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产生和发展阶段，以1962年的《人力开发与培训法案》为代表。职业技能培训从职业教育当中分离出来，交由劳工部门管理，主要为受到经济萧条影响的人群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重返职场。第二个阶段是确立与成熟的阶段，以《职业训练合作法》和《卡尔•帕金斯职业教育法案》为代表。1982年的《职业训练合作法》规定了参与培训的主体以及各主体的责任和培训的主要内容，针对经济弱势群体提供失业人员技能培训项目、青年就业培训项目、老年就业项目等，以就业咨询和帮助、工作技能培训、职业开发等为主，强调对职业技能培训教师和管理人员进行相关培训。1984年的《卡尔•D.帕金斯职业教育法案》强调职业技术培训与职业教育重新相互融合，而且建议德联邦拨款重心放到为家庭经济困难人员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第三个阶段是调整与改革的阶段，以1998年的《劳动力投资法案》为代表。该法案将职业教育、成人继续教育、就业培训三种教育体系统一起来，建立个人培训账户，通过一站式服务体系为失业人员和有意愿自我提升的学习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服务。经过不断的改革发展，美国逐渐形成了完善的职业技能培训法律法规。德国《职业教育法》《企业基本法》《联邦职业教育促进法》等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法律法规从确定职业教育大方向、健全职业技能培训合同制度、明确多元主体的责权利关系、建立公平客观的质量考评体系、严格把控培训教师资质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为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确保职业技能培训有法可依，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法律体系。日本根据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技能培训的需要，最早在1947年颁布了《劳动基准法》和《职业安定法》。其中，《劳动基准法》规定了劳动基准和职业训练目的等，《职业安定法》规定“为了使劳动者能够从事某种特殊技能的职业，应给予相关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培训”。在此基础上，日本于1958年颁布了《职业训练法》，该法律是职业技能培训的基本法律。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职业训练法》每五年修订一次，为日本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丰富了劳动者的工作经验，提升了劳动者的工作能力，为劳动者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稳步提升了劳动者薪酬，实现了社会稳定发展的目标。此外，日本还于1999年颁布实施了《雇佣—能力开发机构法》，该法规定设立职业能力开发综合大学校，负责对教育培训员的培训和职业训练的研究。（三）注重能力导向，健全国家资历资格框架国家资格框架是发达国家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美国职业资格框架由知识和技能这两个标准维度构成，是以能力为导向的全国性学习成果认证框架，主要聚焦中学后教育和培训的资历。其中，技能又分为专业技能、个人技能和社会技能，并对每一种技能所含的能力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美国完善的资格框架结构，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奠定了基础。德国的国家资格框架包括资格等级标准、资格类型标准以及各教育领域的资格类型规范。其中，德国的资格等级标准被描述为两个能力领域、四个专业能力和若干子能力类型。专业能力是资格等级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受德国联邦政府的重视。职业技能领域的资格是德国国家资格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了职业技能领域的资格类型的开发，是构建德国国家资格框架标准体系的关键技术，是实现各类教育资格互认的需要。在国家资格框架的基础上，德国联邦政府进行了职业技能资格框架的开发，明确规定每个职业活动领域的资格要求以及职业资格的名称、学制、毕业资格、专业能力要求、个人能力要求等，并且具体细化到每个资格的不同等级要求。从内容层面来说，德国职业技能资格框架是以能力为本位、学习成果为导向的，非常重视学习者的专业能力和个人能力。这与德国《职业教育法》规定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最终目标是提升个体的综合职业能力相吻合。2010年，日本政府围绕本国产业升级对提升劳动者职业实践能力的现实要求，制定了《实践能力提升战略规划纲要》，并于2011年印发了《职业能力提升战略》，确立了全国职业资格评价细则、评价等级、执行步骤、实施方法、结果应用等内容，由此开启了“职业段位”制度。“职业段位”制度是日本职业资格框架的核心构成，是以职业能力等级、职业资格为中心的评价制度的总称。根据“职业段位”制度，日本国家职业资格框架包括职业能力的等级、实施职业段位的行业以及职业段位的评价等内容。其中，职业能力的等级职业段位由低到高总共分为七级。（四）加大资金投入，拓宽多元化资金筹集渠道为了加快发展职业技能培训，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建立了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渠道。美国建立了以企业为主体、联邦政府、学习者、私人机构以及慈善机构等多元化资金供给体系。2020年，美国职业技能培训费用的来源中，企业投资占比超过42%，个人和家庭投资占比超过35%。为了进一步提升职业技能培训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适应性，美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对职业技能培训投入进行了改革，开始着重发挥政府培训资金的导向作用。例如，由政府确定培训资金所投入的项目，只有参加这些培训项目的机构和学习者才能获得培训经费的补助，或者按照学习者人数确定培训经费的数额，以此解决培训项目与市场需求相互衔接不畅的问题；美国联邦政府还同全国460个职业技能培训委员会签订了合同，整合各类培训资源，为美国民众提供更多免费培训的机会。在德国，企业资助是德国“双元制”职业技能培训的主要资金来源。企业除了负责投资兴建职业技能培训中心、购买职业技能培训所需设备外，还要负责发放学徒的职业技能培训津贴。同时，德国政府还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并为参与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日本政府采用了追加经费奖励政策，通过增加补助金额等方式加大了资金方面的投入。此外，日本还对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中小型企业给予税收和融资方面的优惠政策，为帮助在职员工进行培训的企业雇主提供补助金。自2015年起，日本政府针对失业人群提高了参与就业培训计划的补助标准，失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补助由过去每月6万日元提升至10万日元。（五）强调多元协同，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多主体参与的培训格局梳理美、德、日三国职业技能培训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共同点是均建立了以政府、企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的模式。美国为保证职业技能培训满足社会受众的需求，普遍建立了紧密的校企合作关系，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与工商企业界联合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服务。其中，职业技能培训机构除聘请工商企业界技术专家作为兼职培训教师以外，还通常会与工商企业界共同围绕职业技能培训方案、培训大纲以及培训课程进行讨论，并派职业技能培训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使其随时掌握本行业的发展趋势和技能需求，以更好地对受众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工商企业界则向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提供市场需求信息，不定期将员工送到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进行培训，提升其职业能力和职业发展的适应性。同时，工商企业界与职业技术教育机构合作的另一种形式是直接购买培训服务，由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根据工商企业界的现实需求，供给特定的技能培训项目。在职业技能培训的发展中，美国各级政府主要发挥着统筹协调作用，协调各方面的需求。在德国，虽然职业技能培训主要是由职业学校和企业联合开展，但是德国联邦政府也承担了主导、协调等重要职责。2004年6月，德国联邦政府与私营企业协会签订了协议，共同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相关工作。德国联邦政府还积极鼓励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量，要求各州的职业院校与企业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实现学分互认。另外，为了适应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发展需求、资格认证的新需求以及不断产生的职业种类变化，德国联邦政府加强了对培训资源的整合力度，建立了跨企业的培训中心，成为德国职业教育中重要的办学主体，是企业与学校双元主体之外的德国职业教育的第三元。作为企业内部培训的补充，培训中心可以帮助企业员工升级职业资格证书。德国联邦政府会根据培训中心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为其提供培训补贴。德国职业技能培训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日本政府在促进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发展过程中，积极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一方面，鼓励企业开办企业大学或者研修所对企业员工进行培训。在日本政府的引导和带领下，当地企业非常重视员工的职业技能提升，企业对劳动力资源的投资比例往往高于对设备的投资。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还积极与民间教育组织共同办学，允许民间教育组织联合政府资源，开展多样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活动，保证职业技能培训的内容适应时代需求。三、对推动我国职业技能培训发展的启示（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构建需求主导型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我国建设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必须重视市场需求，加强多方协同，激发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构建需求导向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首先，针对行业企业开展分类调研，充分了解市场主体对劳动者技能及职业素养的需求，增强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其次，构建完善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引入和退出机制，及时引入符合市场需求的项目，并提供资金支持和政策优惠。不符合市场需求的项目及时退出市场，可避免占用公共资源。再次，落实“终身学习”的理念，为学习者量身定制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帮助广大受众群体持续提升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最后，建立“一站式服务中心”，为学习者提供终身技能培训服务，更好地提升学习者的技术技能、就业质量、创业能力，从而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二）以新职教法为基础，构建完善的职业技能培训法律保障体系我国在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要加快构建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体系。首先，从国家层面立法，明确职业技能培训的未来规划、主要目标、地位、组织机构、实施程序以及预期的效果等，实现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法律化和系统化，最大限度地消除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随意性，使职业技能培训有法可依。其次，围绕我国职业技能培训存在的问题，以新职教法为基础，持续完善职业技能培训相关法律保障体系，加强法律保障体系的完善和修订工作，增强法律法规的针对性和可行性。再次，从相关政策层面细化职业技能培训的具体实施细则，明确要解决的问题、未来期望达到的目标以及当前阶段应采取的解决措施，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最后，从法律层面规定政府资金投入是职业技能培训的主要资金来源。职业技能培训面向的群体多、范围大，仅依靠社会力量难以保障培训体系的正常运行，因此，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为职业技能培训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三）以国家资历框架为纽带，促进职业技能培训与其他教育类型有效衔接我国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必须加强职业技能资格框架建设。首先，要确立职业技能资格框架在国家资历框架中的核心地位。建设职业技能资格框架就是为了促进职业技能培训与其他教育领域衔接，同时协调职业技能培训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供需矛盾，实现人力资源的高效开发和自由流动，落实终身学习理念。其次，基于国家资历框架，制定职业技能培训标准，加快我国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相互融合，推动各类教育之间的互通互认，为建设更加完善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奠定基础。再次，以能力为本位，注重对学习者知识、技能、能力等各方面的考核，将学习者的学习成果作为判定资格等级的主要依据，倒逼学习者努力获取学习成果，提升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最后，设计不同能级的能力标准，准确反映出工作过程对于学习者各项职业能力的要求。按照不同职业、不同岗位的工作流程，将所需知识、技能进行详细的分解，形成完整的、基于工作过程的能力标准和资格框架，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四）以政府资金为主导，健全社会资本参与的市场化投入机制我国职业技能培训投入机制不够完善、投入资金来源较为单一，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健全职业技能培训投入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投资。首先，要加大对职业技能培训的资金投入力度。通过政府充足的财政投入，发挥资金的导向性作用，激励多元主体参与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入职业技能培训。其次，加强财政投入的精准化分配，确保财政资金的分配精准到职业技能培训项目的各个环节，采用按照培训成果分配的形式，对培训成果显著的项目要进行财政资金的倾斜，激励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提升培训质量。最后，制定企业优惠政策。对于积极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组织工作的企业给予政策和税收方面的优惠，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新职教法明确规定了“国家鼓励、指导、支持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依法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因此，在职业技能培训过程中，要将相关规定落到实处，为社会资本参与职业培训创造条件，不断提升职业技能培训供给能力、提高职业技能培训质量。（五）以统一的职业技能培训标准为依据，强化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机制我国要保障职业技能培训有序推进，确立职业技能培训标准、明确职业技能培训的关键要素、统一职业技能培训标准是关键。首先，由多元主体制定培训标准。政府邀请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职业技能培训标准的制定，鼓励企业、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参与，提升职业技能培训标准的认可度。其次，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在制定培训标准的过程中，发挥政府的协调作用，帮助多元主体实现自身合理的利益诉求，为制定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培训标准创造条件。再次，建立培训标准的动态管理机制。随着产业不断转型升级，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政府应定期组织多元主体代表进行调研，及时对职业技能培训标准进行动态修订和更新，保证职业技能培训标准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适应。最后，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监督机制。保证培训标准能够落到实处，切实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的质量，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更加优质的人才。（六）以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发展为支撑，不断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量职业技能培训的质量主要取决于教师的培训能力及职业技能水平。我国职业技能培训教师的流动性比较强，且分布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的要求不尽相同，对于职业技能培训教师的要求也不同。因此，在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教师的培育时，要注重提升教师的专业化水平。首先，针对不同职业培训领域的教师制订不同的职业发展方案，明确其职业发展的阶段和相应的能力标准，开展相应的认证培训，注重培训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使其掌握基本的教育教学方法。其次，为获得认证的教师定制培训档案，详细记录其成长轨迹，帮助他们不断提升教学水平。再次，鼓励教师在承担专业教学、职业培训等工作的同时，提供相关培训咨询、问题诊断、培训成果测评等咨询服务。在此过程中，激励教师不断学习成长，进一步加深对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理解和认知。最后，建立针对职业技能培训教师的资格认证制度，为符合要求的教学人员颁发证书。同时，实施资格证书定期审核制度，持续提升教师的自身综合素质，不断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的质量。美、德、日三国职业技能培训的经验表明，职业技能培训对构建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适应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就业等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全球后工业化时代变革的开启，我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逐步消退。为此，我国必须加快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增强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从提供法律保障、建立国家资历框架、拓宽多元化经费渠道等方面给予支持，为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建设技能型社会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作者/ 王 瑞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蔚志坚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陈炯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教师节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指出，教师群体中涌现出一批教育家和优秀教师，并深入阐释了教育家精神的内涵，强调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这对于广大教师奋力投身教育强国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百万职业院校教师指明了发展方向。教育家是民族的脊梁和社会的丰碑。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尊师重教、崇智尚学的优良传统。“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史长河中，教师群体中涌现出一批教育家和优秀教师。在古代，孔子被誉为“万世师表”，鲁班被尊为“百工圣祖”，被称为工匠良师。在近现代，有蔡元培、黄炎培、徐特立、陶行知等名家。在当代，有被授予“人民教育家”称号的于漪等。相较其他行业，教育家成名不易，为社会所公认更不容易，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和社会的丰碑。中华五千多年文明能够赓续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与一代又一代教师的辛勤耕耘是分不开的，与一批又一批教育家的重要贡献是分不开的。群星灿烂的教育家造就了大批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其中不乏众多从事职业教育的大家，他们造就了大批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让每个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需要教育家从教办学。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师的重要作用，把教师当作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寄予殷切期望。从“四有”好老师标准，到“大先生”要求，再到教育家“六条”标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高尚品格的充分认可、对建设教育强国办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殷切期望。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相比普通教育，我国职业教育办学历史短、任务重、投入大、见效快、成分杂、变化多，正处在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的关键期。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这就要求办学者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具备一副“铜头”（不怕碰钉子）、“铁嘴”（耐心做说服工作）、“橡皮肚子”（能受气）、“飞毛腿”（能跑动）的本领。办学者既是政治家，坚持德技并重，为党育人；也是社会活动家，善于把社会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能够把教育资源与区域产业精准对接、有效匹配；还要是教育家，能够促进普职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全面提升学校关键办学能力，着力打造金专业、金课程、金教材、金实训，为国育才。这也要求职业学校教师成为“能说会做善导”的“双师型”教师，践行教育家精神，服务全民有教无类，面向人人因材施教，引导学生终身学习，有力促进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弘扬教育家精神，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教育是能够培养出大师来的，我们要有这个自信！中国教育的独特土壤、丰富环境和实践催生了中国的教育家，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为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为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功绩。弘扬教育家精神，就是要追求卓越，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弘扬教育家精神，教师就是要科学育人，探索、遵循教育规律，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弘扬教育家精神，教师既要教书更要育人，要通过教书实现育人的根本目的。教师不仅应该是学问家、科学家，还应该努力成为教育家。弘扬教育家精神，就是要优秀人才热心从教、精心从教、长期从教、终身从教，普通教师见贤思齐，潜心教书育人、培根铸魂，经过自己的创新实践和理论思考，皆有成为教育家的可能。职业教育面临重大转变的历史机遇，广大职校教师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把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以普职融通为关键点，为学生提供多样化教育选择；以产教融合为突破口，促进产业链与教育链供给匹配；以科教融汇为新方向，服务创新发展驱动战略，实现多路径融通、多通道成才。广大职校教师要牢固树立大职业教育观，积极参与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有序有效投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切实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适应性和吸引力。广大职校教师要积极与企业技师、普通学校教师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形成一支师德高尚、技艺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工匠良师队伍，努力成为职业教育领域的教育家，加快扭转“矮化”职业教育的倾向，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和生态，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着力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殷切期盼转化为新时代教育家“大有作为”的生动实践。 作者/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曾天山
2023年9月28日上午，学院组织召开2023年度中秋、国庆节前廉政警示教育大会，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会议首先观看了廉政警示教育片《陨落的青春》。纪委传达学习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领导干部插手干预重大事项记录规定（试行）》《关于做好2023年中秋、国庆期间纠“四风”树新风工作的通知》，并通报了中央和国家机关7起党员干部酒驾醉驾典型案例。会议强调，中秋、国庆将至，全体干部职工要以典型案例为鉴，进一步严明党的纪律，坚守纪法底线，不酒驾、不醉驾，远离“四风”、腐败问题，自觉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国家药监局“十条禁令”和学院“十项禁令”，坚决做到警钟长鸣。
